知时而达变

历史是不断发展的，时代不同，语言文体、社会风尚乃至各项制度等都会根据时代需要相应地发生变化。乾嘉史家纷纷从不同的角度阐发了自己的见解，形成了“因时制宜”的知时达变的历史观念。

王鸣盛在考证历代制度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古”、“今”历史的发展变化对社会各项制度的影响，并对此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形成了“因时制宜”的理论认识。他评价史学的发展，认为“史家数人传合一篇，或以事合，或以人合，不可拘执，但当临时制宜”（《十七史商榷》卷五○《合传不拘忠奸》）。这是要求史家视具体情况的发展变化记载历史事实，以便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钱大昕亦有明确的“遵时王之制”的思想。他评论战国时期荀卿“法后王”的主张，认为荀卿当“老庄之言盛行，皆妄托于三皇，故特称后王以针砭荒唐谬悠之谈，非谓三代不足法也……后儒好为大言，不揆时势，辄谓井田、封建可行于后代，徒为世主轻儒者借口，是不如法后王之说为无弊矣”（《十驾斋养新录》卷一八《法后王》）。他本着“好古”的宗旨提出荀卿未必不主张效法三代，虽值得商榷，而从“知时”的原则出发，批评后世主张复古的种种谬论，指出“古”、“今”历史存在差异，不能背时而复古，则是非常正确的认识。

汪辉祖任幕僚和地方官多年，从审时度势的原则考察“古”、“今”吏治的好坏。他说：“有才有识，可善治矣。然才贵练达，识贵明通。遇有彼此殊尚，今昔异势者，尤须相时因地，筹其所宜。”（《学治续说·宜因时地为治》）他强调根据不同的现实情况确定施政方针，具有明确的“因时制宜”思想。

洪亮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秦始皇废封建而置郡县的功绩，认为这是“因时制宜，更非泥古者所可同年而语也”（《历朝史案》卷六《秦始皇帝》）。批评居今之世而泥古之道的错误做法，主张根据所处的时代评价历史。

章学诚强调史学要切合人事以经世，极力反对“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文史通义》内篇三《史释》）的学风。他认为“文章可以学古，而制度则必从时“（《文史通义》内篇五《妇学》），批评某些史家不关注时代和现实需要，昧今博古，又好古而不知所择的错误。

综上可知，清代乾嘉史家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明确的。他们在治史的过程中，注意到“古”、“今”的相因相革之意，主张因时因势考察历代典制和事件，强调重视当代的典章制度，立足于现实评价历史，而不是一味“博古”、“好古”。他们这种关心当代社会和注重现实的思想，表现为一种进步的社会历史发展史观，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具有重要价值的内容。

（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北京师范大学 本文系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阶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