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必须是全面、综合、全民参与的

既然现代社会焦虑是全面的、渗透性的，特别是其爆发期，那么治理也必须是全面的、综合的、全民参与的。当然，强调全民参与，不是否定有分工，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解决最让当前百姓产生焦虑的问题，另一方面特别是要重视专家和媒体负责任地参与。这些已经讲得很多，这里要强调的是，全社会无形或有形的参与同样重要。

既然社会焦虑与文化传统的具体表现有关，那就说明还应该重视文化传统的梳理、批判和发扬。日本人强调以自杀来为失败赎罪的传统造成高自杀率，韩国的高自杀率很大程度上是过分强调竞争、过度看待成功的结果。而中国人的攀比之风、张扬财富、官本位等，不也是不断引起社会焦虑的重要原因。

当然，许多讨论社会焦虑的文章一致强调，日本、韩国的高自杀率也许与社会不太适应经济高速发展造成的震荡有关。确实，西欧的资本主义发展了几百年，人们慢慢适应了这种变化;而在东亚，包括中国，则要在几十年间适应这种变化，有难度，短时间内不适应的现象就更为激烈。不过，始终不能因此而忽视文化传统的弱点。对人和个体生命的重视，是基督教国家的强项，日本和韩国，讲起来是“自由民主”国家，但这方面比西欧差。

最后，还有个人适应现代社会的问题。即使是在良好的法制及市场规则得到公正地实施的情况下，总会有竞争失败，总会有破产、财富缩水、一定范围内的两极分化和在学校教育中处于相对优势或相对劣势等等。也就是说，产生社会焦虑的原因，不是都可以消除的。所以每个人都既要努力，但又必须有自知之明。在现代社会里，由于有追求的人和每个人的追求都增加了，失败和挫折也成比例地增加了，人们本身对失败和挫折的适应，也是缓和焦虑的非常重要的一面。

适应，还是一个多维度和多层次的问题，既有下层人民一定程度上为了国家竞争力的需要而适应上层享有某种特权，也有社会上层有时必须适应下层人民某种程度的不满与抗议。就如，作为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的发源地，欧洲经历了更多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具有“比较强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影响”，“高税率、高福利”是这种影响的必然结果。这成了西欧各国的一种文化传统，却很大程度上成为欧洲竞争力不如美国的原因之一。但美国也为此付出“代价”，那就是贫富分化比西欧厉害。也许，在美国，有钱人或有特权的人更适应了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要求，但心理学家指出：从过去300年来的历史看，“需要在小部分特权阶层的社会适应性与绝大多数人的社会适应性之间作出选择”。中国正开始面临这样的处境，我们能处理好这个“度”吗?

(作者为浙江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