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焦虑只能相对缓和

然而，这样涌现出来的社会焦虑，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治理的成果只能是相对的，因为由市场竞争而造成的对未来的焦虑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西方19世纪末出现的这种思想现象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关，但它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两者纠缠在一起，我们的认识不能简单化。

这些焦虑只能相对缓和，但一直会存在。它在工业化刚刚完成或进入高潮、社会和政府的转型尚未到位及旧的信仰处于崩溃的情况下会有一个总的爆发过程，此后会进入一个较长时间的治理阶段，出现相对平衡的状态，但不会消除。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和竞争必须导致就业、教育、食品安全等问题的焦虑。弗洛伊德说所有的人都表现出破坏性，有些言过其实，但这一判断与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斗争”有相似之处。几乎每个人都想自己得到更多、更好的东西，而彼此之间因分工而造成的相互依赖的一面常常会被放在一边，就像今天一些种植的人，自己吃的东西化肥、农药或添加剂的使用都是与出售的产品不一样的，但另一方面，他又无奈地去买回用同样方法生产或出售的产品。这种情况的出现，虽与监管不完善有关，但在资本的冲动面前，监管常常变成不适应。

市场经济下，焦虑的某些具体内容也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比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的主要问题还是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问题。二战后，各国先后建立福利国家，这时社会焦虑的具体内容也发生较大变化。一个物质上过着舒适生活的美国教授在2007年时这样写自己的情绪：“我们生活在一个悲惨的世界中……我们被贫困和人类的苦难所包围，被不平等和不公正、贪婪和物质主义所包围……有一个黑洞，从中我们发现，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我们正在向洞的深处滑下去。”

社会焦虑的具体表现，从而是社会焦虑治理的具体方法和手段，在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文化中也会有某些不同的表现形式。焦虑的程度很难比较，但焦虑的一种极端的结果——自杀率是可以比较的。近些年来，日本和韩国的自杀率似乎是发达国家里面最高的。根据日本政府统计，日本的自杀人数在1998年达到3万，此后一直居高不下。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的人认为与日本的文化传统有关，因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将自杀视为荣誉的倾向。当然，日本的一些研究表明，自杀的增加与社会经济状况息息相关，特别是与失业率有关。近代来，东亚的另一个国家韩国的自杀率大有急起直追的趋势。如果说，日本的自杀率高是文化传统中有视自杀为光荣的因素，那么韩国的自杀率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不管如何，这里面肯定有各自的文化或社会因素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