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之学即是国学”这一判断，符合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史的实际情况

　　近年来，或许人们自觉不自觉对“国学”这个词有了这样新的理解，一些原本以研究外国问题为主业的学者，更多地被人称为“国学家”。例如，近几年来媒体对季羡林先生报道较多，大多以“国学家”称之。但实际上，季先生很少研究纯粹的中国问题，而是在中印及中外文化交流中来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属于“印度学”及“东方学”的范畴，而不属于通常所谓的“国学”范畴。对他以“国学家”相称，不太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国学”及“国学家”的内涵界定，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疑惑。或许媒体对季羡林先生使用“国学家”这一称谓，更多地是为了让普通受众理解其价值。因为，所谓“东方学家”、“西学家”之类，毕竟听上去太专业化了。然而，若根据“国人之学即是国学”这样的判断，把季羡林先生这样的“东方学家”称为“国学家”，倒是“歪打正着”了。

　　不仅是对季羡林先生，“国人之学即是国学”这一判断，也符合晚清以来中国学术史的实际情况。从近百年来的中国学术史来看，那些体现时代精神的优秀学者，几乎没有不关注“洋学”的。不管他懂不懂外语，懂多少外语，都不减他们对外国问题的探索与研究的热情。近代的王国维、章太炎、梁启超、鲁迅、周作人、胡适，现当代的钱钟书、季羡林、梁漱溟、朱光潜等，他们其实都不仅仅是研究中国之“国故”、“国粹”的所谓“国学家”，而且也是研究“洋学”的“外国学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研究外国问题，并不是鹦鹉学舌，拾洋人之牙慧，而是用中国人自己的思想去烛照外国，理解外国、表述外国、阐释外国，并由此返观本国。这样的“外国学家”归根到底是属于中国的，是属于中国学术史的。这样的外国问题研究，也应该属于“国学”的范畴。

　　有的人可能认为，中国人研究“洋学”，一般而言其水平难以与对象国的研究相比，因为人家具有天时地利，而我们则没有；我们恐怕只能模仿人家、借鉴人家，难有自主和自创。我认为，这种看法只反映了问题的一个方面。研究外国问题当然比研究本国问题有更多、更大的困难，不仅收集资料存在很多不便和麻烦，而且还有地理、语言、文化上的种种阻隔。但是，也恰恰因为有这样的阻隔，外国问题研究者才可能有更多的跨文化优势。例如，因为跨了两种语言，你必须强化语言能力；你通晓了外语，就有了理解外国的能力与便利，你可以做翻译，甚至你应该成为翻译家，或者起码应具有翻译家那样的阅读理解的素质；因为跨了两种文化，你就有了与外国文化对话的必要和可能，就有了跨文化解读、跨文化阐释的广阔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