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旭，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2011级在读博士生，安徽理工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本文缩改自学术论文《以秦为鉴，兴汉之治——论〈淮南子〉对秦王朝的政治省思》。

博士导师：南开大学教授张荣明

通讯评委：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牟钟鉴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

汉初，曾产生过一股十分强劲的“过秦”思潮，即批判秦之暴政，这对当时西汉王朝的现实发展及走向影响深远。在这股思潮中，《淮南子》推波助澜，作用独特，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与陆贾、贾谊等人一样，《淮南子》也从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着眼，深刻省思秦政，认为其“不知治乱之本”（《泰族训》），严厉批判其内在的根本弊端。但《淮南子》并未单纯局限于政治事件，而是秉持“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要略》）的政治理性，立足黄老思想，从“治道”与“治术”出发，历史地鉴秦之失，谋汉之兴。

秦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诸侯割据、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但秦是在“以兵灭六国，并中国，外攘四夷，死人乱如麻”（《史记·天官书》）中产生，给民众造成深重灾难，以致“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无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新书·过秦下》），最终在“穷武极诈，士民不附，卒隶之徒，还为敌仇”（《汉书·刑法志》）中败亡。这对《淮南子》影响至深，促其深入批判与反思秦政之失：

其一，秦政之失在穷兵以残民。《淮南子》认为，秦之战争，目的只在于“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结果必然是“攘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长海内之祸”（《兵略训》）。由于《淮南子》的作者们离秦亡不远，对秦末战争仍记忆犹新，痛感切肤，所以严厉谴责秦王朝“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本经训》），认为其无视“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本经训》）的政治原则，难逃“兼吞天下而亡”（《人间训》）的宿命。

其二，秦政之失在滥法以伤民。《淮南子》认为，秦信用法家“法胜民”（《商君书·说民》），“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商君书·画策》）的治国理念，并付诸极端之实践，虽能逞欲一时，但终将适得其反。因此，《淮南子》斥责“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且“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原道训》）。鉴于此，《淮南子》认为“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力促统治者“行仁义之道，以治人伦而除暴乱之祸”（《泰族训》）。

其三，秦政之失在争利以虐民。《淮南子》认为，秦王朝出于“自为之故”，“欲以侵地广壤也”，使百姓“伏尸流血，相支以日”（《兵略训》），难以维系生存。相反，统治者却“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兵略训》），以致“民力竭于徭役，财用殚于会赋”（《本经训》）。在这种“与民为仇”（诠言训》）的暴政中，秦自绝其路，必将败亡。

其四，秦政之失在苛政以害民。不论战争、法治，抑或社会经济，真正造成民众痛苦的是专制君主政治，这也是一切所谓“暴政”的历史根源。《淮南子》认为秦王朝“释大道而任小数”（《原道训》），“苛削伤德”（《泰族训》），根本否定“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道应训》）的基本政理，只会“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新语·无为》）。因此，“天下席卷”的农民大起义，对秦而言，或迟或早，乃是必然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