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种深刻的“过秦”反思，《淮南子》在思想上“持以道德，辅以仁义”（《览冥训》），试图着眼于“治道”与“治术”，“鉴秦”之失，以此促进西汉王朝的良性发展。

就“治道”而论，《淮南子》认为秦王朝之速亡的根由在其缺乏统治的正义性内涵。秦之于“治道”，其最大弊端就在于极端化实践法家思想，独君而虐民，以致严重削弱其统治的合理性基础，“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氾论训》）。基于此，《淮南子》力倡“无为而治”，反对秦之任刑法、尚农战的功利化政治，认为秦过于“有为”，以至“燎焚天下之财，罢苦万民之力”（《本经训》），使得“百姓怨矣”。因此，《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应“约其所守，寡其所求”，“与民同出于公”（《原道训》），方能推动王朝稳定发展。从儒家思想出发，《淮南子》也强调“仁义者，治之本也”，“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批判秦之“物化”治道，断言“国无义，虽大必亡”（《主术训》）。

就“治术”而言，《淮南子》认为秦之实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需要西汉统治者借鉴和效法。如果说“治道”着重于王朝政治应具有的正义性内涵，那么“治术”则反映统治者在现实中运用具体的制度、权谋及策略时所体现出的有效性。换言之，“治道”为专制君主政治之本，而“治术”则是其具体运作方式。对秦所信用之“法”、“势”与“术”，《淮南子》基于政治理性，既批判，也摄取，试图有所融通。

对法家之“法”，《淮南子》首先站在黄老立场，予以痛批，认为其“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览冥训》），背离法律的正义性诉求，完全蜕变为工具性之政治手段。其次，从现实出发，《淮南子》肯定“法”存在的必然性，但强调“法生于义”，力主“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认为“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主术训》）。最后，《淮南子》主张“法与时变”（《氾论训》），各因其宜。

对法家之“势”，《淮南子》并无过多异议。但强调“乘众势以为车，御众智以为马”，主张统治者应善用臣、民之众势，能“因其资而用之”（《主术训》），反对法家只见君，压制臣，不见民的政治局限，表现出弱化君主权威，提升臣、民之政治尊严与地位的可贵意识。

对法家之“术”，《淮南子》极为重视。从实践来看，非但不排斥法家之“术”，反而认为“有术则制人，无术则制于人”（《主术训》），强调“任术而释人心者也”是统治者必备的政治素养。基于黄老，《淮南子》强调“人材不足专恃，而道术可公行也”（《齐俗训》），认为统治者应“不先物为”（《原道训》），能有效运用各种政治权术控驭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