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汉代叙事诗的叙述视域悄然拓展。汉代的繁盛与富足，使得叙事诗内容更为丰富多彩。辽阔的疆域，华美的宫殿，繁华的都市，丰富的物产，享乐的贵族，失意的文人，仗剑的游子，贫苦的农人，采桑的妇女，卖酒的歌女，无不入诗。汉代以来儒家的道德理想，一直被诗人推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建功立业的使命感、自我价值实现的成就感，成为诗人的人生追求。东汉以来，社会政治的衰败和经学意识形态的衰落，使老庄渐盛，这不能不对诗人产生重大影响。老庄学说历来是中国诗人特有的人生庇护和心灵依归，是儒家的正统价值溃败之后，诗人内心的精神支撑。道家的人生阐释与精神自由的哲理，给予了诗人独立而深长的心灵启示。借助于道家，诗人们开始滋养与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于是，拒仕、耕作、采药、桑园、突破等级界限等，成为了诗人安贫乐道、独守心灵的立身良药，也成为了汉代叙事诗的重要母题。汉代叙事诗的题材范围空前扩展，也使得道路叙事成为可能。汉代京都的繁华，使得人流如织、达官云集，华服彩车在拥挤的路上，常会发生《相逢行》的故事；而《上山采蘼芜》中弃妇与故夫的道路邂逅，也时有发生；《秋胡行》中，秋胡与妻子相遇于道路，罗敷与使君也偶遇于道路。这种道路叙事无疑拓展了后世的题材。使得汉代叙事诗出现了迥异与《诗经》时代的风貌，并对后世叙事诗的题材产生悠长的影响。

第三，汉代叙事诗的叙述视角和叙述立场的变异。汉代叙事诗讲述的是身边的故事，摒弃了《诗经》时代的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大多采用与故事无关的旁观者的立场进行叙述。这种无视角限制的第三人称叙述，给了诗人无尽的自由，他可以了解过去、把握当下、预知未来。《诗经》是平静讲述，零度情感。汉代叙事诗则站在人民的角度，书写人民性。这些诗歌是弱者的胜利，是小人物的狂欢。《陌上桑》中，有权有势的使君看中了美丽的采桑女罗敷。这让我们甚至都可以想象罗敷的悲惨结局。然而，让我们始料未及的是，罗敷竟然以自己的智慧战胜了霸道的使君。这是弱者对强者的不满与抗议，这是小人物的胜利与狂欢。这也是人民的无奈与无助情境下的纾解，是底层人民最美好的希望与期许。这样的叙述立场遍布在汉代叙事诗中，成为一种经典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