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清华大学国学院复建三年以来，我们一直都在自觉地跟讲学社发生着共鸣。比如，还在尚未调来清华之前，我就已经为国学院写下了这样的规划：

……本院将率先创办三大讲座，即“梁启超讲座”、“王国维讲座”、“陈寅恪讲座”，以纪念这三位奠立了清华文科基石的大师。各讲座将分别邀约哲、文、史诸领域的国际级学者，围绕某个精心准备的专题，来清华园进行5至6次系列讲演，并与国内同行进行深度的交流。此后，每一系列讲演的内容，包括讲座期间与国内学界的对话与辩难，经由整理、翻译和修改，都将扩充为《清华国学讲座》丛书之一种，以便惠及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上述三大讲座每年举行一次，分别用时四周左右，各由相应的专任教授主持。此外，为与各系的教学相协调，它们应集中安排在同一学期，接替进行，统称为“国学讲座”课程。（刘东：《清华国学院工作规划》）

而转移到清华以后，各方面都实施得最好的，也恰恰是这个“梁启超纪念讲座”。国学院复建三年以来，我们已经从不同的国家，为它邀请了三位优秀的学者，并且分别为清华开设了为时两月、连讲八次、一个学分的课程。——第一次，我们邀请了美国俄勒冈大学的德里克教授，他在中国研究界以理论造诣和激进倾向著称。第二次，我们邀请了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巴斯蒂教授，她长期以来一直是法国汉学界的领军人物。第三次，我们邀请了京都大学的狭间直树教授，他在日本汉学界堪称是梁启超研究的第一人。

毫无疑问，如果梁启超还健在的话，他会对所有这些都乐观其成的，因为当他在构想讲学社的时候，这正是他想要完成、却惜乎未克全功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正进行的“三大纪念讲座”，也正是在接着讲学社来讲，接着梁启超未竟的事业来讲。

这一切都足以言之凿凿地证明，尽管是建于本土之上的国学院，可是在这里执教的学者们，无论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极其重视跨文化的交流，也都从未先入为主地认定——真理仅仅存在于某一种文化之中，哪怕这是他们最感熟悉和亲切的文化类型；相反，如果人类还有什么出路的话，那出路也是存在于跨越的交流中，存在于文化间的互动之中，存在于基于文化间性的思考与展望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国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