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人寻味的是，在梁启超写给张东荪的设想中，居然已经提到了罗素的访华计划，而在此后的历史叙述中，他却只是讲学社请来的第二位大哲。这种“时间差”就足以说明，实则在此之前的杜威访华，只是由于为时足够长久（15个月），才在后来被归并到讲学社名下的。甚至，我们由此也可以想象，就连“讲学社”这样一个对口的机构，都是由于当时像杜威和罗素这样的西方大哲纷纷来华讲学，才相应地激发出来的。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以当年中国之贫弱现实，怎么会有这样的豪举？因为政府被迫就要挤出钱来。而反过来说，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何以这个讲学社仅仅坚持了四次——在杜威和罗素之后只延续了两次——就因为官方的款项不再到位，只好草草地偃旗息鼓了。

不过，也正因为以当年中国之贫弱现实，这样的活动简直就是绝大的例外，才使得即使只是这样寥寥几次学术活动，也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大概凡是关心跨文化交流史的人们，总难免要提到讲学社在中国的影响。比如谈到杜威当年的访华，在我主编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中，安乐哲就曾写道：

虽然当代西方哲学忽略了中国，但自从严复将西方自由主义引至晚清以来，在将所有能够增强其竞争力的东西吸收到自身之中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哲学一方面忠于自己的传统并具有活力，一方面又是具有吸收力并绝对是“比较性的”。……对于我们所期待的对话来说，重要的在于：在五四时代儒学与杜威最初的相遇中，儒学被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们斥为阻塞中国动脉的血栓，妨碍了对中国进入现代世界构成必要条件的那些新观念的鲜活的流通。而杜威则被当成了一副解毒药。（郝大维、安乐哲：《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