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比照韦伯主义与儒学思想的论文中也曾论及，罗素也同样由于自己的地位和知识优势，反而不必去样样都去迷信他原本来自的西方：

坦承自己并非基督徒的罗素，曾在《中国问题》中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来凸显“合理性资本主义”的实质不合理——“一位美国青年拼命工作，等到有了几百万时便成了一个胃病患者，只能靠吐司和白开水来维持生命，成了为客人准备的宴席中的旁观者……”如果参照着儒家文明的现世态度，我可以把上述例子发挥成一种更加明确的表达：尽管韦伯描绘的那种并不准备满足私欲的经济活动，或许在积累财富和加强竞争方面，果然有助于加强整个社会的“情商”，也就是说，有助于抑制杀鸡取蛋式的花光吃净式的贪婪消费，但如果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生命其实对任何人都只有一次，那么只怕天底下最傻的傻事，就是在以毕生精力挣下整座的金山之后，仍不知稍微和适时地挥霍一下，忘了那财富本是应着人的内在需求创造出来的，而非要拼尽最后一口气，再往那金山上加添一把微不足道的金沙，竟连回眸一望的力气都剩不下。（刘东：《理论与心智》）

再如谈到泰戈尔的访华，我也曾给弟子彭姗姗出过这个题目，并且指导她最后得出了下述总结性的看法：

仅就报纸上有限的报道而言，泰戈尔苦口婆心地奉劝中国人保守自身的文明，就没有一点道理么？不只泰戈尔，之前访华的杜威和罗素其实都提出过类似的忠告……杜威、罗素和泰戈尔的思想立场各不相同，杜威和罗素也并非以反现代性著称的人物，可他们一来到中国，却不约而同地跟中国传统产生了共鸣。他们一再劝解中国人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不要抛弃了自己的传统。然而，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判定却没有引起中国知识分子足够的重视……在将近一个世纪后，当我们忍受着交通阻塞、环境污染、以及钢筋水泥环绕的居室时，当我们对全球的麦当劳化渐生不安时，当我们意识到英语的便利及其裹挟的巨大文化压力时，重新回顾泰戈尔当年的讲演，我们才醒悟到曾经错过了什么。（彭姗姗：《封闭的开放：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遭遇》，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根据上面的总结性看法，又不难发现：所有被讲学社请来的思想家，不管他们来自哪个国度，也不管他们原本的倾向有何不同，只要他们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都马上就想要调适“传统和现代”的关系。相形之下，却只有日益沉迷于西化的中国人，不仅自己已是“当局者迷”，还要拒绝别人的“旁观者清”，一意孤行地要把自家的传统毁弃干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的历史悲剧，就突显为知识社会学层面上的尖锐悲剧，——既然当为数更多的、仅限于对西学浅尝辄止的人们，一旦自信掌握了“先进的武器”，就转而拒绝任何更为高阶的复杂知识，哪怕这样的知识也同样来自西方，甚至是面对面地来自当时的西方大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