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验有着众多迷人的地方。经济特区开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先河，为中国经济转型方式埋下了伏笔。继而在“特定地区优先”原则的指导下，通过发展外贸、逐步放开市场的方式，实行了一套“试验—示范—推广”的模式，有力地刺激了区域经济的发展。2005年之后，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提出和实践过程中，国家立意于制度的“整体设计与推进”，开创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新趋势。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从经济转型视角，还是区域发展的视角，我们都能看到，从多个区域发展实践中提炼出来的经验和模式，有着一定的推广价值和普遍意义。笔者把这种经验和模式，统称为中国经验。 中国经济转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渐进式是其总体特征。在后发大国的发展中，区域发展过程为中国经验的展现提供了一种新的注解，总体变化特征是从梯度推进向重点突破的转变。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区域发展是以“对外开放”为主题而梯度推进的。具体可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3年，宣布同港澳台毗邻的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并确定深圳、珠海试点。第二阶段，1983-1988年，增加汕头、厦门、海南省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以及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第三阶段，始于1988年，实施沿海战略，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形成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区整体开放的新格局。这一梯度推进过程是以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在实施过程中都给予了“先行先试”的权力，取得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效果。 进入21世纪，随着区域分工和合作的不断深化，区域生产力布局得到了极大改善，我国区域发展开始以城市群、都市圈为重点而快速推进。由于城市群、都市圈能够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和交通条件，促使经济活动以集中化和规模化的方式运行，带来矿产资源、水土资源以及城市空间资源集约利用，产生巨大的集聚经济效益。因而，这一段时间我国区域发展的新趋势就是在有条件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一系列规模不等的城市群。 随着城市群、都市圈的推进，在经济转型方面，国家面临城乡统筹、政府职能转变、国际接轨、两型社会建设、新型工业化等问题，开始力图通过设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实现重点突破。2005年以来，国务院相继批准了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成渝、武汉、长株潭城市群、深圳、沈阳经济区等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担当了为全国深化体制改革提供新鲜经验和思路的历史使命。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与区域推进存在着一定的共生性。其一，从经济体制转型的角度看，由于转型目标和相应的技术路线并不是预先构建好的，进而在政策制定上存在转型目标的日臻完善和区域路径的不断趋进。其二，从区域发展的角度看，无论是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沿江经济区—内地中心城市—铁路公路交通沿线和沿边地带”的区域开发格局，还是目前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推进，都遵循了“特定区域优先”的原则。可以看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制度变迁是与区域推进结合在一起的，两者是同一过程的两种现象。 从上述回顾还可以看出，从经济特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凸显的是国家发展主题由经济增长为主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这将使得以往由“增量转型战略”所决定的“单项改革”由突出位置让渡到次要位置；而以“渐进式的总量转型战略”为特征的“整体设计与推进”将逐步由“试点—推广”过渡到主要位置，而始于2005年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是担当了这一历史使命。从这些试验区的改革主题中，即城乡统筹、政府职能转变、国际接轨、两型社会建设、新型工业化中，放置在“激进式”改革和“渐进式”改革对比的环境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经验的贡献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从经济特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可以领略到从“增量转型战略”到“渐进式的总量转型战略”的转变。以往研究似乎因过分强调转型速度，而忽视了转型中更应该关注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而言，“激进式”由于在经济转型设计中以“内在一致性”为主要目标，重视制度设计的系统性，即“激进式”想以明确目标的转型来解决问题。但是“渐进式”改革的目标并不明确，只有一些基本原则，力图在“试错”的过程中，一面完善目标，一面不断向目标趋同，其特征是目标的日臻完善和路径的日益跟进。 其次，中国经验表明：经济体制的转型必须从本国（本地区）的实际出发。建立在自由化、私有制基础上的制度体系，尽管被新古典主义证明是完美的，但是脱离每个国家（或地区）自身实际的制度迁移是充满危险的。国家层面可以通过拉丁美洲移植美国宪政制度而没有取得成功作为佐证。 再次，中国经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一个不同的模式选择。在俄罗斯转型的过程，不仅忽略了政府的干预（尽管后期政府已经掌控了经济的主动权），而且也忽视了制度迁移的刚性，即在原有制度向新制度转变的过程中，未曾考虑好制度迁移给民众带来不适应这一过程。而中国在转型的过程中，恰恰抓住了这一点。一方面，在经济转型中，强调制度的柔性，如价格双轨制、乡镇企业等；另一方面，又强调各地区制度禀赋的不同，宜从当地优势出发探索发展模式，如苏南模式、温州模式。 最后，经济转型的成功与否可能会带有经济增长这一衡量指标，但更为核心和深层次的应该是协调发展的问题。在经济特区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对比中，可以发现，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是变化的，在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会让渡于区域协调，以改变区域增长失衡带来的消极影响。对此，在政策取向上就有了以下内容：扶持中西部地区优势产业项目，鼓励东部地区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扩大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对口援助等。 （作者单位：中共甘肃省委党校）
(来源:光明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