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贡献者，发明了许多技术，在数学、天文、医学、农学等知识领域也有系统的创见。大约在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以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缓慢，甚至停滞或衰落，无缘科学革命与技术革命。

　　16-17世纪：初知差距，未察觉第一次科学革命

　　哥白尼发表日心说，拉开科学革命的序幕。牛顿总结物体运动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实现经典力学的理论综合，基本上完成了第一次科学革命。伦敦皇家学会与法兰西科学院的建立标志着近代科学成为一种新的社会建制。

　　自16世纪起，由于航海的发达与贸易的扩张，中国与欧洲得以直接交流。欧洲传教士来华，以澳门为落脚点，向内地渗透，并于1601年获准在北京居住。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推行以科学助传教的策略。

　　在古代，中国与欧洲有不同的知识体系，两者各有所长。到17世纪，宋应星撰写的《天工开物》和徐光启编写的《农政全书》等论著主要是实录性的或总结性的，其创造性远不及伽利略、牛顿等巨匠的工作。

　　1629年，明朝礼部尚书徐光启奉旨督领改革历法，任用传教士邓玉函等人制订改历方案。徐光启提出由“翻译”到“会通”的“超胜”欧洲的路径，希望“取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意思是将欧洲的科学知识纳入到中国传统历法的框架之中。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学者还不知晓欧洲发生的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对中国传统知识体系仍有信心。

　　康熙帝以传教士为师，研习欧洲的天文与数学知识，喜欢在大臣们面前炫耀自己的学识。然而，他无意改变中国传统的知识体系。1683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请求刊行集欧洲的天文学、力学、逻辑学等知识而成书的《穷理学》，试图将西学摆在与儒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康熙帝以“此书内文辞甚悖谬不通”为由拒绝刊行。他可能担心：如果欧洲知识和中国圣贤之学齐名，清朝的意识形态就会被动摇。看来，科学的传播被限制在由中西不同的政治和宗教体系的相容部分所规定的狭窄空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