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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闭关自守，不知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技术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主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与应用及机器作业代替手工劳动。技术发明之间互动，技术与产业互动，形成集群式的发明与创新的态势。技术突破成就了工业革命，极大丰富了物质财富，变革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使西欧向工业社会转变，进而改变世界格局。
中国人对欧洲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全然不知。康乾盛世的清朝沉湎于“天朝上国”的盲目自尊，对欧洲知识的了解依然依赖传教士的活动。到18世纪初，天主教与儒家传统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康熙帝与罗马教会发生“礼仪之争”，促使1723年清朝决定禁绝天主教。于是，依附于传教的科学技术传播几乎完全中断。
康熙帝支持中国人的学术自立，其标志是他支持编撰《数理精蕴》。该书把传教士带来的欧洲数理知识和中国传统知识相融合，构造一个新的知识体系。这部于1723年完成的论著与近代科学主流相去甚远。后来，乾隆帝指派欧洲人按照他的要求，制作追求玩赏功能的机械钟表，还制作中西风格合璧、复古的天文仪器。1793年，他拒绝英国使者马嘎尔尼提出的通商请求。总之，18世纪清朝未能洞察欧洲人带来的科学仪器及工业品所蕴涵的变革，没有预见到欧洲科技、文化、经济与社会变革给未来中国造成的严峻挑战。
19世纪：师夷之长技，初习先进技术与近代工业
19世纪，科学革命的浪潮继续推动知识体系的成长，成就了电磁理论、进化论等理论创见，为技术变革提供了科学基础。19世纪30年代起，电力、电器、内燃机、炼钢、石油、新交通工具、新材料等技术问世，蒸汽机逐步被内燃机和电力取代。这些重大突破构成了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壮观图景，人类社会由机械化时代进入电气化时代。德国、美国等国家较好地抓住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与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崛起为经济与科技的强国。
即使在欧洲工业革命期间，中国的丝绸、陶瓷、茶叶等产品仍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力，为清朝带来贸易顺差。为了降低贸易逆差，欧洲商人早就开始寻找能够输入到中国的商品。英国人向清朝输入鸦片，最终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及中英之间的鸦片战争。面对危局，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这个主张一时难以成为国策。
1860年清朝输掉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官员面对欧洲的打击与太平天国的挑战，深感遇到“数千年未遇之变局，数百年未遇之强敌”。在恭亲王奕䜣的支持下，他们推动自强运动，引进欧美“坚船利炮”的制造技术，创建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等军工企业。不过，这些官办军事企业有衙门色彩，不重视基础技术和基础工业，技术不能自立，落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循环。中国人对兵器背后的科学的认识要滞后得多。从接受“坚船利炮”技术，到全面认可机器、铁路、电报等近代技术及其产业，再到了解近代科学理论，用了60多年的时间。人们担心引入的西方知识和技术会破坏传统的经济、社会与伦理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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