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剩余资本增多所带动的消费与投资繁荣。2009年，我国出口贸易额达到了世界第一，而据多方权威分析，我们将在2013年取得进出口贸易总额世界第一的成就，以此趋势发展，我国走向进口总额第一，成为世界第一消费大国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全球生产力过剩的今天，谁最能消费谁就有优势，这将意味着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继续提高， “中国制造”将会更多地转变为全球范围内的“为中国制造”。而得益于高速经济增长和“走出去”战略的共同作用，近年来我国的对外投资总额也在急速提升，使得我国在国际经济事务中的发言越来越有底气，有些国家因此戒备中国的事实正是我们对外投资成功的一例反证。

第四，外部的紧张迫使中国对外交思路进行改革。近年来我国周边持续吃紧，外部世界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抱有较为普遍的疑虑与忧患，这种局面如果处理不好自然会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与和平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但也正因外这样，当前局势正好给予了中国外交进行“事件驱动”型改革的最佳动力。我们对于中国外交需要变革确有共识，但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改变？面对周边频繁的危机个案，“事件驱动”正是我们可以追循的一条有效路径：在每次解决问题的过程当中都能有机会更加完善自己，从而使中国外交最终转型至背负得起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崛起大国的历史担当。

总的来看，不变的是，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变化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少数只可能“自己打败自己”的大国。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仍然是根本。这就要求我们态度正确、方法得当，并能充分利用好国内发展中城市化、网络化及其背后的中产阶级化和教育普及化等几大趋势。只要应对和把握得当，最终的结果不仅是中国的经济、财政、科技、军事力量更上一层楼，更将是我国的内部政治社会体制运转更将顺畅，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