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的投资增长要仰赖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住房改善，特别是中国中产阶层对独栋房屋的需求，都是潜在的投资需求。中国的非耕地如果利用起来满足独栋房屋的需求，创造的需求应相当于现有全部住房的需求，我们还发愁投资需求不旺吗？关键是要改变土地规划，既保护耕地，又满足老百姓的改善住房需求。

　　第四，中国的消费增长也要靠城镇化。未来消费增长主要动力是服务需求，而服务需求是城市社会的特征。目前，如果扣除政府对服务的购买，中国普通消费者对服务的购买欲望和能力仍然很低，这也是消费增长的动力。

　　第五，从长远看，中国农户要专业化，全国的专业农户仅仅需要 3000万户至5000万户，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农户收入达到城市的平均水平，为此要大力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的质量，让农民分享城镇化的利益。

　　以城市化发展基本规律为依据，并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城乡一体化应该确立两项基本目标：一是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主要依靠农民家庭经营收入的增长，使农民收入水平基本接近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如果没有农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单靠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政策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二是城乡之间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这个目标是社会公正的要求，尽管有难度，但实现它的条件已经越来越充分。实现这个目标同样要建立在高度城市化的基础上。农村不应再是劳动力的“蓄水池”，农业应该只是国民经济的一个行业，而不应承载过多的公共职能。农村的公共事业应该由政府承担责任。

　　城乡一体化的当务之急是解放思想精细管理

　　辽宁日报：城乡一体化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既要立足现实，又要着眼长远。您认为当前推进城乡一体化最迫切的是什么？

　　党国英：让中国城乡一体化沿着健康之路行进，政策建议可以提上一箩筐，但当下最重要的却是两句话：思想要解放，管理要精细。

　　解放思想最要紧的是重新认识土地制度改革的意义。对于城市土地，不仅要“居者有其屋”，还要“居者有其地”。对于农村土地，要将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土地财产权。中国法权上的集体所有制是 “社区共同共有产权”，而经济研究表明，农业生产适合采用“按份共有产权”或“私有产权（使用权）”。按照这个要求，我们要实行多元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将农业生产用地归于农民或农民按“按份共有”原则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将少量土地作为“公地”，按“共同共有”原则归集体或社区所有，而宅基地使用则完全归农民拥有。目前可尽快采取的措施，是落实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确立农民对耕地的无限期承包权。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城乡人口流动和土地权属转移所引起难题的解决也就有了前提条件。

　　精细管理最要紧的是实现城乡规划的法制化、民主化。高层政府管大规划、总规划，基层政府管小规划、细规划；每一级政府都应基于公共利益和人民需要确定规划内容，并由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表决，确定为一定级别政府的法律文件或地方行政规制。实现精细管理还要制定一系列针对城市物业、人口居所、建筑设计、景观塑造等公共领域问题的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