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社会建设”一词的盛行始于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但事实上这一概念早在1910年代和1930年代就曾两度流行。1917年，在张勋复辟之后，孙中山有感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缺失，撰写了《民权初步（社会建设）》一文，其后收入《建国方略》，构成了他关于国家建设基本构想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孙本文在《社会学原理》中专辟“社会建设与社会指导”一节，并于次年写成“关于社会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再作深入探讨。不仅在1943年，孙本文主持了以“战后社会建设问题”为主题的中国社会学社第七次年会，而且在1944年他更是联合中国社会学社和国民政府社会部合办了《社会建设》月刊，自任主编，连续多年探讨社会建设问题，并最终“确立了现代社会建设思想的基本体系”。

作为一种国家的宏观战略选择，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提出，并不是哪一个或哪一届领导人心血来潮的偶然，而是改革开放进入新的时期后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国家治理共识。仔细考察从2002—2007年的历史，在短短不过五六年的时间里，以党的两次代表大会和多次中央全会这样的力度、密度讨论“社会建设”这样的政治和经济以外的论题，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还是首次。它在相当的程度上说明，经过数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艰难探索，中国共产党不但摒弃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发挥到极致的“斗争哲学”，而且对单纯的经济增长与整个社会和谐稳固发展间的关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形成，既与以经济全球化为代表的整个国际形势发生的深刻变化有关，更与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中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以国内生产总值（GDP）快速增长为标志的“经济奇迹”，同时又因为面临新的难题或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不无关联。

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将“社会建设”提上执政党和国家的发展议程，与中国在1949年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所选择的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也就是说，强调或重视社会建设，既是迫切需要解决由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所带来的一系列与成功相伴随的问题的必由之路，也是完善和推进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必要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经常谈论的所谓“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边界清楚的概念，与这一概念具有相似内涵的术语包括“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奇迹”……而最初的源头则是美国《时代》周刊的乔舒亚·雷默提出的“北京共识”。雷默使用“北京共识”的意图非常明显，即用这一概念取代先前建立在以资本和市场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华盛顿共识”，或起码在“华盛顿共识”之外确立另一种发展模式。尽管大多数中国学者并不认为中国所走的道路已经能够与“华盛顿共识”相提并论（所以他们代之以“中国模式”甚至更为谨慎的“中国经验”），但相当多数的人认为中国的一切与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确有不同。可以认为，中国模式“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战略选择，它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整套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发展战略和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