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讨论文献称得上汗牛充栋，尽管论及其基本特点的表述各异，但一般认为都包括以下诸点:（1）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及在其领导下的权威政府；（2）具有较大柔性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渐进式改革;（3）经济改革的“理性超前”和政治改革的“理性滞后”；（4）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但又警惕和反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简单一些，也可以表述为：“坚持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辅之以强有力的政府调控。”这些构成“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发展特点，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不仅中国经济自1978年起连续以9%—10%的年均增长率高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共同体，而且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开始引领古老的中国迈入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之中。

不过，就像人们常常说的那样：“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自进入21世纪之后，人们也开始注意到，“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也必然带来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而且，仔细分析起来，这些矛盾和问题多数也与“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的那些特点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内在关联。例如，1994年后，中国加快了市场化的步伐，但“泛市场化”的改革和政策思路加剧了贫富的两极分化、城乡和区域差距;随着基尼系数的一路飙升，在少数暴富阶层和20%左右的中产阶级出现的同时，相当数量的普通民众成为无法共享改革开放成果的利益受损群体，由此而生的矛盾冲突凸显。再如，由于各阶层管理者的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使得违背市场和经济规律蛮干、滥用权力与民争利、贪污腐败等事件时有发生；而且从根本上说，由于被管理者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缺乏对政府问责的机制和手段，导致平时受委屈时忍气吞声，遇到突发事件时则群体行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协调共济的公民社会的形成尚待时日。

从某种程度上说，既然中国的发展模式或所谓中国经验带来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也形成了其所特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那么，这些矛盾和问题势必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或重点，以及解决问题和矛盾时所可能面临的制度瓶颈。而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社会建设所应着力的重点和制度瓶颈，并制定出相应的改革路径和解决手段，才有可能在社会建设方面找到一条切合实际的中国道路。

先来看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这是我们当今应该着力的重点。中共十七大报告将现阶段社会建设的重点表述为“改善民生”，并具体地论述道：“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改善民生，推动社会建设的实践目的，就是“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应该说，从改善民生入手来界定中国社会建设的内涵或现阶段的重点，是非常准确的。它“体现了以人为本，体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凸显了我们党领导的社会建设的本质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