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看中国社会建设的瓶颈问题，这是我们当今应该把握的核心。现阶段中国社会建设的瓶颈，就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依旧刚性十足的社会体制。所谓“社会体制”，指的是“社会领域一系列制度安排的结构和样式，即在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内反映政府、市场与社会组织职能，体现中央、地方各层级政府事权、财权责任，在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发展方面的机制与制度的结构和样式”。我之所以会将社会体制作为推动中国社会建设的瓶颈，基本的考虑是：

（1）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体制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构成性原则，它从本源上制约了一个社会的发展限度与绩效。因此，体制的合理性和完善性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主要标志之一，没有合理与完善的社会体制，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推进社会建设。

（2）中国现行的社会体制是中国六十多年来社会主义实践的结果，它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有着密切的内在关联，也受制于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其他各类体制。这一社会体制既具有社会动员和社会控制能力强的特点，因此在应对突发事件、重大事件时具有较为鲜明的效率（这也是人们常说“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优越之处，在抵御“汶川地震”和主办“奥运会”时都显示了它的威力）；但这一体制在赋予国家和政府巨大权力的同时，限制了社会的生存和行动空间，也必然带来了底层活力不足、封闭性强等弱点。

（3）因为中国现行的社会体制尚未能很好地处理社会结构、社会组织和社会管理等方面的问题，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二元结构，而这些二元结构恰好构成了社会不和谐的问题所在。其实，说社会体制是社会建设的瓶颈，归根结底是因为：一方面，正是这些体制弊端阻碍了社会建设向前推进，成了中国实现建设和谐社会这场伟大战役的攻坚战；另一方面，则是指这些体制弊端所具有的刚性特点带来了攻坚的难度。

寻找社会建设的中国道路，从根本上说，就是要依据中国国情和现实的社会状况，着力解决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点问题，同时努力突破影响社会建设顺利推进的制度瓶颈。就解决社会建设中的重点问题即“民生”问题而言，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六项基本内容——优先发展教育，实施扩大就业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社会管理等，而诸多民生问题中最为突出的矛盾恐怕就是收入分配问题。正是因为收入分配的差距太大，才使得低收入阶层无法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无法做到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也才使得整个社会同舟共济、和睦相处变得困难起来。而就突破影响社会建设顺利推进的瓶颈而言，最根本的应该是“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具体说来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强化政府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责，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支持人民团体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在这里，强调党和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既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一现实，也是为了表明一如党和政府有责任推动经济发展一样，也有责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就像郑永年所说：“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出于国家策划。同样的，解决由市场经济引出的各种问题也应是国家的任务。”如果真能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那就能够打破社会建设的体制性瓶颈，真正克服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中的公共性困境，建设一种和谐而有活力的现代社会。

(作者为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摘自《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

来源：《红旗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