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五：部分地区和行业出现过度教育现象

　　一个人所受的教育水平与他所从事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水平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就出现了所谓的过度教育，当前者小于后者时，就出现了所谓的教育不足。由于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展、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等原因，中国教育在整体不足的情况下，出现了局部的过度教育。我们的研究表明，无论采用哪种方法，中国的过度教育都比较严重。比如北京，以用人单位为标准估算出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为47.61%，以个人判断为标准估算出的过度教育发生率为54.92%。过度教育是一种浪费，说明资源没有得到优化配置。同时，如果过度教育长期化，还会有很多负面的效应，特别是会增加劳动者对工作和收入的不满情绪，不利于人力资本潜能的发挥。

　　变革六：劳动力流动规模不断扩大

　　教育的扩展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内在地要求增强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最近十年是中国打破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进展最为显著的时期，也是城镇化最快的时期。人口和劳动力流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劳动力流动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回报和更好的发展，因此，中国的劳动力和人口流动表现出比较强的区域特征，即东部地区人口规模稳步上升，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38.92%上升到41.26%，而中西部地区的人口规模持续下降，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下降到58.74%。同时，城乡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而且城镇人口增长中，65.36%来自城乡劳动力的流动。当然，劳动力流动不仅表现为地理空间上的迁移，还表现在企业间、职业间的流动。

　　变革七：就业质量稳步提高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政府强调了科学发展、包容性增长的执政理念，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中更是明确提出要提高就业质量。根据我们用就业环境、就业能力、就业状况、劳动者报酬、社会保护、劳动关系等六个维度测算的就业质量指数，2000年为0.43，但2010年提升到了0.81，增长了约一倍。如果说前述就业质量指数偏宏观和主观，那么，用微观和主观数据测算的结果也表明，就业质量是处于不断提升之中的。比如，在我们2011年就业质量调查的样本中，68.73%的人认为工作是稳定的，57.21%的人认为有足够时间和精力平衡工作和家庭生活之间的事务，51.85%的人认为在工作中有参与改善工作环境、条件、待遇等问题讨论的机会等。这些指标虽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与十年前相比，进步还是要肯定的。

　　变革八：收入差距面临缩小的拐点

　　收入不全来自于劳动力市场，但大部分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工资及相关福利待遇，因此，收入差距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82年，基尼系数仅为0.3左右，收入差距非常小，属于典型的平均主义分配。那时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也非常低，普遍存在着“脑体相对倒挂”的现象。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收入差距不断扩大，2002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2007年更是达到了0.47，与此同时，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也不断提高，1988年为3.8%，1995年提高到了5.8%，2005年更是高达12%，个人教育收益率的不断提高成为了推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重要因素。但这种情况最近几年发生了初步的逆转，劳动者工资大幅度上涨、城乡收入差距连续缩小、向低收入群体倾向的再分配政策效果开始显现，高等教育的工资溢价开始下降。利用CHNS数据进行测算，我们发现从1989年以来，教育溢价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从1989年的1.73上升到了1997年的2.32，到本世纪初到达2.51的最高值，此后不断下降，2011年仅为1.37。显然，最近十年教育溢价不断下降，与高等教育的扩招是有内在联系的，这也成为了推动中国收入差距拐点来临的重要原因。

　　变革九：劳动力市场法治化程度加强

　　高等教育扩展所带来的总体人力资本水平提升，提高了劳动者的经济价值，也提高了劳动者的谈判能力。这要求有关制度安排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最近十多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法治化进程明显加快，制定、修订了一系列与劳动力市场运行相关的法律法规，从而使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平衡，有了更多的法律保障。如果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就业保护立法指标(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EPL，取值在0-6之间，0表示最灵活，劳动者获得的工作安全性最低；6表示最严格，劳动者获得的工作安全性最高)来衡量，中国的就业保护程度达到了2.65，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1.94）。与此同时，各地还大幅度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最近几年涨幅年均在20%以上；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覆盖面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不断加强，和谐劳动关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变革十：劳动力市场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与世界经济更加深入而全面地融合在一起。经济全球化必然会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中国的劳动力供需、工资水平、就业结构、劳动关系等明显地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有更多的境外人员来华就业，也有更多的留学人员学成后回国工作，还有更多的国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流向海外，出现了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普遍遇到的“智力外流”现象。高等教育的扩展顺应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而且成为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