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明：中国农村发展理论的百年探索

乡村重建—

二三十年代的实验

如果说20世纪初对何以立国的关注是出于对“工商立国”的质疑，那么，随后对农村的关注则是出于现实的迫切需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村日益走向衰败，社会各界对农村社会的关注、讨论与期待开始成为最为热烈的时代话题之一，并在相当程度上成为当时主要政治力量规划未来的基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选择走向农村，获得了广大农民的广泛支持。农村危机、农村破产也成为那个年代富有社会良知的学者们的共识，不同背景的学者逐渐汇集于农村研究的阵营。正是不同的背景使不同学者在观察农村社会、设计农村发展道路上形成了不同的理论认知，但目标却是共同的，就是力图加深对中国农村社会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农村复兴和现代化。

这一时期，对中国农村的理论讨论蔚然成风，重点问题是关于农村社会性质、农村社会发展道路、农村社会结构与组织。但是，这一阶段的一个特点是，社会的困窘和民族的危难促使学者们的研究路径更多是从现实切入，并试图以自己的理论来影响现实，多数学者的社会参与意识非常强烈。他们从农村社会调查开始，怀着改造农村、复兴农村的理想与憧憬，到农村去，提出并实践了诸多乡村重建的方案。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梁漱溟在山东邹平的乡村建设实验和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平民教育运动。

再兴立国之争—

四十年代的论争

20世纪40年代初，何以立国这一问题纷争再起。被认为是“一个陈旧问题的重新提起”，显然反映着时代的诉求：一方面，中国毕竟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发展农业的传统和优势，农本思想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农业的中国对抗工业的日本，必然引发多方面的思考和纷争。此外，战争使中国东部工业区沦为战区，此时政治经济中心已经转向工业相对落后的大西南和大西北，这一局面显然会为“农业立国”论提供现实依据。这场论争无疑可视为20世纪初那场论争的延续，是学者们对战后国家重建路径的思考。

这场论争围绕中国何以立国的条件、中国坚持抗战得益于农业还是工业、中国的前途等问题展开，一定意义上与中国战后的前途命运和历史选择密切相关，因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不过，在经过先前几番思想的碰撞后，学者们也大都认同中国农村的特殊性。因此，曾经“西化”的选择或简单地回归传统的立场都在论争中被最终扬弃，从而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我们自然不愿抄袭东西，拾人牙慧；我们也不愿意故步自封，泥于古制。”这体现出参证东西、贯通古今、指向未来的眼界。在这场“农业立国”与“工商立国”之争中，虽然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论辩争执颇为热烈甚至相持不下，但大家在“农业工业化”问题上达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