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启蒙的三重变奏

　　中国从“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具有独特性，它不是一个从内部产生的自觉的力量，而是被西方列强压迫的过程，因此它是一个以民族救亡为目标的过程。由于救亡的紧迫性和图存的绝对性，“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中的公民自觉的重要环节所需要的新的启蒙资源，也就无暇培养，只能依赖于既有资源。

　　这种既有资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潜藏在法家传统中的“国家至上”或可称为“国家主义”。法家的传统资源很顺利地在“洋务运动”就被沿用过来，形成“富国强兵”战略和新的国家集权的思路，即集中和动员一切力量为国家服务。也就是说，法家民族主义思潮一方面支持变革并图谋变革，但有一点是不可动摇的和不可变革的，这就是“国家至上主义”。法家的这一思想脉络为当时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理论依据，这就是法家的国家民族主义。所以，到“洋务运动”晚期就有学者批评这种战略只有“国”而没有“民”。

　　另一既有资源是儒家传统。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儒家传统首先受到来自觉醒者如严复的尖锐批评。这使得儒家传承人感受到了极端的压迫，出现了强烈的“圣教”危亡感。当时甚至有论者认为，国可亡，但只要圣教存在，民族就可以继续存在。在这种思想的驱动下，便形成了以儒家圣教或“孔教”为核心底蕴的儒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

　　从这个角度看，主导中国近现代思想和现代化道路的是法家国家民族主义、儒家文化民族主义和启蒙的三重变奏。当处于民族危亡的紧迫时刻，法家民族主义就会居于上风，并带来变革的力量;当民族处于相对安稳的时候，儒家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就会复活，强调文化身份的凝固性和不可变异性;而启蒙则会出现在上述两种思潮所带来的实践抉择失败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