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已经走过了30余年的历程。期间，我国在各相关领域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探索并取得了相应的成就。尤其在经济领域，对旧体制的改革所带来的增长速度堪称奇迹，获得了国内外不少赞誉。在巨大进步面前，我们应当以一种冷静心态，客观评价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并对我国改革已经形成的原则方法和正在追求的政府管理模式进行全面总结和反思，以便于对下一步的改革战略和重点作正确调整，以保证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和社会的健康发展。

我国对经济与管理关系模式的探索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两种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我们在这两者之间的取舍和选择，经过长时期的利弊权衡和激烈碰撞之后，早已尘埃落定。在从1992年至今的多年努力后，没有人否认，无论在经济文化上，经济制度上，还是在经济体制和机制上，中国发展的巨型列车已经离开计划经济，基本走上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在这个经济转轨过程中，一个相应的问题是，如何通过创新，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政治与行政管理体系。

提出这个问题的假设是，一般认为，经济类型不同，所要求的包括政治和行政在内的管理类型也就相应不同。计划经济是国家权力主宰的资源配置过程，因而形成了一套以人治为基础的集权管理制度；市场经济是一个由供求关系主宰的交易过程，因而客观上需要有一套民主法治的管理系统。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政府的管理经验，基本可以证明这个假设的有效性。

例外的情形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实践所摸索出来的做法，使这个带有规律性的假设受到了挑战。仅就经济增长而言，追求市场经济的中国，以一种富有特色的管理组合，用粗放和近乎原始的生产方式，利用人口红利的阶段性优势，在低起点基础上，取得了30年持续增长的不俗成绩。无论从纵向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0年比，还是从横向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中国都毫不逊色。

那么，我们的魔法是什么，中国在管理创新上有什么贡献？早在2004年，高盛公司的一位顾问总结中国增长经验，冠以“北京共识”的概念发布。随后被不少国内外人士广为传播和大加渲染。这个在国外被吹捧热议的中国“秘笈”被总结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政府干预经济和国有垄断来推进经济的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的经验使不少国内外人士相信，在“计划经济加集权管理”和“市场经济加民主法治”两个公认的组合模式之外，还有一个嫁接和折中模式，这就是被国内外一些学者称之为“市场经济加相对集权管理”的第三种模式，认为这是中国在经济管理方面的探索和贡献。问题是，这是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