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市场经济加相对集权管理”模式的反思

面对国内外的吹捧和称颂，理论与实践工作者，尤其是处在执政党和政府关键岗位上的领导者和管理者，最需要保持足够理智和冷静。因为，一种经验模式一旦被固定下来，其对我国发展前景的影响将是巨大和深远的。第一，它将成为带有根本性的管理价值导向；第二，它将成为经济与社会管理制度构建的标准形式；第三，它将成为下一步政府改革规划议程的依据；第四，它将成为今后中国市场经济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决定性因素。说到底，这个经验模式关系到未来的制度方式和决定着人民的生活质量。为此，有必要对这个嫁接的模式提出意见和建议，以便让它更加完善和更具有积极、健康和进步的实践价值。

管理模式的实质，是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权力介入的方式和干预的程度。管理者无一例外地追求效率，所以往往倾向于在市场配置资源中施加权力影响。中国有着很长的计划经济实践和悠久的人治历史传统，因而在和市场打交道时，常常是拾遗补缺不足，而越俎代庖有余。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权本身的性质就成为决定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之处。也就是说，相对于政府管理权，有没有民主法治的约束条件，其运行结果将大相庭径。

在成熟的经济与社会体制中，市场经济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之上，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公共权力将不能随意插手市场的资源配置，即便正在经历的全球金融危机中，政府强化监管、增加投资，甚至接管濒危企业的救火措施，也都严格控制在民主程序之内进行，这就保证了政府权力的规范和相关政策的稳妥与科学。

相比之下，在一个民主法治不够完整的环境中，公共权力使用者出于“人性自私”的本能，很难保证不用手中的权力去干预市场过程，并通过干预来满足自身意愿偏好和获取自身的利益欲求。这个趋势的极端程度是，公共权力最终将市场改造为自己的附庸和工具，迫使市场经济扭曲和最终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如果真到了如此地步，对于平民百姓而言，一个似是而非的市场经济，甚至要比一个传统落后的计划经济更可怕、更糟糕。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说中国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那是违心之论；而将中国划入“权贵资本主义”之列，则肯定是别有用心。但是，客观而论，在我国的现实当中，确也出现了一些值得警惕的现象，可以把它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权力垄断市场获取垄断利益，二是权力干预市场谋求腐败交易，三是权力干扰市场制造市场混乱，四是权力代替市场阻碍政府职能转变，五是权力缺少约束随意占用公共资源。这些现象虽然处于萌芽状态或仅是局部问题，但必须引起高度警觉。

比如公权异变问题，官员队伍的廉洁从政正在受到日益严峻的挑战。腐败公务员的级别越来越高，腐败的人数越来越众，腐败的手段越来越多，腐败案值越来越大，腐败者的道德压力和羞耻感越来越轻。再比如国家管理机关的运行成本问题。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政策动向课题组”2006年8月10日公布一组数字：当年全国各级国家机关的公款招待费是3700亿元，公务用车费3986亿元，公款出国考察费2400亿元，合计超过1万亿元。假定这当中有一半是必须的，那剩下的一半也已经占到当年财政支出总额的17%。如果再加上机关和事业单位公职人员的工资福利支出、各类会议和培训支出，机关修造豪华楼堂馆所和更新办公设施的支出，以及部分离休高级公务员的特需支出，我国管理机关自身开支占年度财政支出要高达30%以上。而这个比例，在日本是2.4%，波兰是3.8%，英国4.1%，韩国5.0%，印度6.1%，法国6.5%，加拿大7.1%，俄罗斯8.2%，阿根廷8.7%，美国9.9%。

这些例子虽然挂一漏万，却已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我国“市场经济加相对集权管理”模式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这就告诫我们，如果想避免中国模式掉入“权贵资本主义”的陷阱，如果想保证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健康和可持续性，中国就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努力，避免“市场经济加集权管理”模式。非此，中国式管理就无法与市场经济匹配和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