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地方政府创新：困境与抉择

◆ 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在“创新”与“守成”之间面临着极大的抉择

◆ 如果单纯的复制和学习，可能是替别人宣传“政绩”而对自己不利，这造成了许多有效的制度无法在同一区域内顺利复制

以地方发展为主的模式形成了中国三十年的发展路径

地方政府创新到底有没有实质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效果?我们并不能排除有很多地方政府创新出于单纯的政绩目的，但要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做一个完全客观的评价和描述，需要进行整体的、多元的量化分析和案例的深层研究。如果我们把地方政府创新放到中国改革30多年的整体进程中去观察，就能发现这一创新行为背后的社会意义及其制度功能。

自“文革”带来的社会发展的全面危机，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就从“一步走”演化为“分步走”，其实质就是地方发展路径的多元化。地方民营经济发展首先需要地方政府作出“在地化”的行政回应模式，促使地方政府寻找中央政策规制的空间。同时，社会结构的变化，也需要地方政府根据每一区域的具体社会状态，作出对社会重组的政策调整，因此，地方政府创新就成为某种“倒逼机制”的结果。

以地方发展为主的模式，形成了中国三十年的发展路径，即“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地方格局：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多元化;二是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三是政府管理模式的多元化;四是社会治理结构的多元化。这些形成了地方支撑的中国发展路径。正是伴随着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发育一起呈现的地方政府创新，迈开了中国改革的步伐。在某种意义上，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温州民营经济，都有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创新在背后作为支撑，因此，中国三十年的发展主要以区域经济增长为载体，形成了基于区域差异性的中国发展模式，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地方政府的创新进展。

地方政府一直被视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取得的成功经验常被其他地方政府借鉴。由于规模较小且决策迅速果断，相比较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更倾向于进行创新。区域发展与国家发展不同之处在于：第一，地方政府是营造区域发展环境的主体，国家发展环境则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来营造;第二，地方政府是将中央政府的发展政策和制度具体化到地区政策和地区经济行为中的主体，并根据具体地区的经济文化特征加以丰富和补充。

从整体上观察，中国的政府创新有着下列循环：地方政府创新面临着极大的政治风险，我们一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具有创新的勇气和精神，但是问题在于一旦创新失败，责任如何分解?在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往往会在“创新”与“守成”之间面临着极大的抉择。分析1978 年后地方政府的多个创新案例，可以发现十个关键性因素构成了政府创新的外在环境和制约因素，即国家创新空间、创新类型、创新动力、政治民主、合法性、官员资源获取(升迁)、组织生存和扩张、受益人群、政府职能范围界定，以及央地关系等。这些因素在不同区域和不同政府层级，表现的程度和影响效果也不一样，东中西部区域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

地方政府面临着具体的区域社会发展问题，在中央政府没有提供清晰的政策指导时，需要寻求一个突破的路径和方向。在许多时候，由于信息的隔层传递，中央政府对地方的许多实践采取怀疑态度，以至会实行打击政策，此时，地方政府就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压力。但影响地方政府创新的挑战只能在创新中得到消解，同时社会危机的化解也需要地方政府创新这一平台，这就形成了“中国整体性社会治理危机的地方化解构”路径和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