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创新与中国经济发展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意义就在于可以使我们充分认识创新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帮助我们探寻合适的制度安排，使创新从号召的层面过渡到实践的层面。

1、创新形成的产业兴奋点比刺激性政策更重要

熊彼特的创新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的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前世界经济为什么迟迟难以走出低谷，原因固然很多，但没有新的产业兴奋点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在这种情况下，仅靠“膨大剂”式的政策，靠注入货币，只能赢得短暂的复苏，紧接着是更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政府债务，这就像吃止痛药似的，一次比一次剂量大。

历史的教训也是如此，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导致了西方国家经济的滞涨。对此，当时的英国首相卡拉汉1976年9月28日在工党大会的一次演讲中深有感触并且十分形象地说：“我们习惯于设想，你可以花钱摆脱一场衰退，以及靠减税和扩大政府开支来增加就业。我坦白地告诉你们，那个主意不复存在了，而且在它曾经存在的时候，它能起作用也是靠将更大剂量的膨胀注入经济，然后第二步接着是更高水平的失业，那就是过去20年的历史。”历史的教训再一次证明了熊彼特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理论的正确性，我们应当在创新，在发现新的兴奋点上下功夫，而不是依赖“止疼药”。

2、当代中国正处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大到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刻，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创新

中国经过30年的快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面临着新的约束条件，既有的拼资源、拼消耗、靠劳动力便宜，处于产业链的低端，附加值很低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笔者曾把一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模仿——创新——世界知名品牌。按照这样的划分，我们基本上处于第一阶段，创新极少，世界知名品牌几乎没有。按照产业发展的进程，笔者也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研发——制造——品牌经营。我们基本上处于制造阶段，即处于产业链的低端。我们还可以设问，如果GDP可以用秤称的话，是发达国家的单位GDP重呢，还是我们的单位GDP重，例如一千万美元的GDP，是美国的重呢？还是我们的GDP重？当然是我们的GDP重，这涉及到GDP的构成。美国的GDP是高薪技术产品，文化产品以及高层次的制造业。我们的GDP是相对层次较低的制造品，以及道路交通、楼堂馆所等基础设施。单位GDP越轻，技术含量越高，附加值越高。单位GDP越重，技术含量越低，附加值越低。

正是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才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才能由大到强，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什么是强呢？我以为强的标准应当是：⑴在一些产业或者关键性产业上从产业链的低端上升到产业链的高端，具有产业话语权。⑵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问题，能有效解决装备中国的问题。⑶摆脱了资源依赖，主要靠技术发展。迈克尔?波特在其《国家竞争优势》中认为，资源型的比较优势是19世纪产业比较粗糙阶段的比较优势，靠这样的比较优势不能解释黄沙漫天的以色列为什么经济发展的很好。他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摆脱了传统的资源依赖，而是靠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先进的制度安排保持了经济的持续发展。（4）能够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5）产业结构合理且有所提升，以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都能够得到有效发展。看来，没有创新就难以实现这里所讲的强。

3、对于创新，有效地制度安排比人才更重要

人们通常认为人才是创新的关键。然而当年的瓦特、法拉第等人并没有上过大学；当代的比尔盖茨、乔布斯大学也没有上完，他们却成了全世界在创新发明中最有成就的人。按照威廉?鲍莫尔在《资本主义的增长奇迹》中的研究，制度比人才更重要，制度可以吸引人才、造就人才、激励人才。他说：“正是自由市场将这些技术进步转变成快速的经济增长，而且正是经济增长反过来支持了教育的普及。如果此言成立，虽然人力资本的投资仍然会被认为是巨大的技术进步的必要前提，然而我们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对于这个任务来说既是必要条件又是充分条件。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不仅提供了大量创新活动所需要的激励，而且刺激了必不可少的人力资本投资”。

那么，为什么是市场机制呢？首先是激烈的竞争和短暂的超额利润使得企业不得不率先创新，不创新就难以生存。率先创新者固然可以获得超额利润，但这种超额利润会随着众多加入者的涌进被迅速平均化，于是又有了下一轮的创新。这个过程表现为不断在一个更高的层次找到创新的均衡点，又打破了这个均衡点，走向更新的均衡点，恰如一场军备竞赛。其次是经济周期中危机阶段特有的强制性的淘汰，重组，创新是走出危机的契机，再一次占领市场必须是新的、是先进的。更次是平等进入保证了平等竞争。最后是市场经济不拘一格和推崇企业家，推崇创新的社会氛围。

靠机制吸引、而不是靠补贴吸引人，这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思维惯性上的鸿沟。靠补贴的工程式地吸引人才最大的弊端是已经先入为主地假定谁是人才了，你不能补贴所有的人，你不能给人们提供激发才能的社会氛围。染文道在他所著的《常识》中写道，新加坡就很能够吸引人才了，但比起美国还是略逊一筹。“美国更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他的制度和开放。例如一个非洲移民的第二代能当总统，那还有什么不可能呢？只要看看它各行各业高端人才分布的那种族群纷杂肤色参差的景象，便能发现美国始终是一个移民传统深厚的国家”。“美国诺贝尔奖得主乃世界之冠，其中起码有一半是移民，或者移民者的第二代”。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是怎样由大到强。相对于仅仅是做大、做强的任务更为艰巨，制度建设方面的任务更为繁重。对于做大而言，我们本来就是一个速度型模式，自下而上的从属关系，主要靠政府推动的发展模式，发展之初相对宽松的环境和相对丰富的资源，以及以GDP为考核内容的风向标。所有这些在追求速度时具有优势的制度安排，在追求创新，在由大到强时却并不具有优势。创新，由大到强有更多的风险，是更大的范围的实验或试错，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和信息，所有这些都必须企业去识别、判断、尝试。我们应当继续向市场经济体制前进。我们曾经靠计划经济体制中的要件推动了市场化的改革，然而，这些要件今天却成为进一步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他们认为，要有这样的生产力，必须进行改革。他们写道：“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我们需要创新，创新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这就是结论。

可以肯定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延留下来的审批机构的存在是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的。

可以肯定的是，官本位的、泛行政化的科研、教育体制是不适合创新的。

可以肯定的是，补贴式的人才工程计划对于造就人才和激励人才，其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既有的制度安排是一个靠政府推动的速度型的制度安排，为了由大到强，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制度变革。这是一场深刻的革命。

( 此文发表在《读书》2013年第2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