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记 者：现在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认识已经很丰富了。今后应该从哪些方面深化和拓展对中国道路的研究？

　　张维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实验室，也是理论探索的最大实验室，我们有太多事情可以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各个领域都可以做很多的探索。在政治建设领域，党内民主怎么发展，我们现在有不少做法，但是很显然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在经济领域内，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很好的事情，如何继续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比方说，国营经济和民营经济如何良性互动，它们之间的边界如何划分，这不光是实践问题，也是理论上可以探讨的问题。我们能否最终总结中国模式、中国经验，形成自己的一套经济学？在社会领域，比如医改、教改、户改等，背后也都需要理论支撑和理论创新。在文化建设领域，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延续五千年的文明，我们可以挖掘的素材比好莱坞多得多。如何做好、做大、做强文化产业，推出丰富、精彩的文化产品，还需要很多理论和实践方面的探索。生态文明更是很重要的一个领域，如何使中国从环境保护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走向世界前列、引领世界潮流，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中国的市场规模大，比如新能源建设，在其他国家不容易做成，因为他们市场非常小，单位成本很高，在中国13亿人口这样的大市场下，一旦形成规模经济，新能源的成本就可以降下来。

　　记 者：中国有市场规模效应，也有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探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展望未来，我们在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最大挑战和机遇是什么？您对中国未来为何那么充满信心？

　　张维为：为什么对中国这么充满信心？我想，任何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如果也像我这样走访一百多个国家的话，也会得出同样的结论。不管我们今天有多少问题，都经得起比较，包括和美国比。我们取得的成绩是了不得的，从财富增长来说，我们取得的成绩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历史上世界各国进行纵向比较，从现在世界各国之间进行横向比较，比较之后就会产生自信心。中国模式是在与世界各国的竞争中产生的。竞争产生的东西一定有生命力。所以我自信，非常看好中国模式。

　　十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总体规模一定会超过美国，这不是简单的超过。有人说超过美国算什么，中国人口比美国多四倍，所以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这是不太懂政治的表现。当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时候，中国的中产阶级(姑且用一个美国人也能接受的中产阶级标准，即拥有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一套产权房，包括所有的房奴，美国房奴的比例比中国还高)人数将是美国人口的两倍。那时候如果西方还不承认中国模式，还不承认中国政治制度，还不承认1949年中国革命的意义，就解释不了中国的这种成功，解释不了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当然，届时我们也不必在乎西方是否承认了。我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实践证明，中国模式是一个好模式，中国道路是一条好道路。

　　记 者：那么，中国在未来存在哪些机遇呢？

　　张维为：中国存在着大量的机遇。中国快速城镇化的趋势可能会持续二三十年，在未来二十至三十年期间，每年将有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人陆续移居到城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机遇。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 福格尔的计算，一个农村人变成一个城里人所创造的新生产力大概是原来的四倍。如果他的计算正确，可想中国的机遇有多少。在今后的十年到二十年间，中国能够提供的机遇恐怕比所有发达国家加在一起还要多。

　　勿被西方忽悠，要建立强势透彻的国际话语体系

　　记 者：是的，我们应该对中国充满信心，也应该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一个正确的评价，正如您曾说过，我们要警惕“被西方的话语体系忽悠”、“自己打败自己”。请您谈谈西方对中国的“忽悠”体现在哪些方面？

　　张维为：西方对中国的“忽悠”，简单归纳就是前面提到的两种浪漫主义，一种是政治浪漫主义，一种是经济浪漫主义。这两种浪漫主义认为，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是最理想的制度，只要采取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一切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我在欧洲生活了二十多年，我对西方的制度还是比较了解的，像瑞士这样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二十多年中也几乎没有多少进步，比方说，二十多年来住房自有率还是不到40%。我们在很多方面可以做得比西方更好，我们的发达板块在这方面要带头。中国发达板块和新兴板块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取得成功的一个秘密。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中，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被西方话语彻底忽悠了，结果导致苏联国家解体、经济崩溃，俄罗斯人称之为第三次浩劫。俄罗斯有三次浩劫，第一次浩劫是14世纪蒙古人入侵俄罗斯，第二次浩劫是希特勒入侵，第三次浩劫是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后期、叶利钦时期，他们迷信西方，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戈尔巴乔夫本人参加1996年俄罗斯总统竞选的时候，得票率不超过1%，俄罗斯人把他否定了，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训。我在苏联解体前去过苏联，苏联解体过程可以大致这样描述：第一步知识精英被西方话语忽悠，认为西方的都是好的；第二步是政治精英，就是他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也被西方话语忽悠，导致的结果就是经济崩溃，国家解体。

　　记 者：西方话语体系具有哪些特征？

　　张维为：西方话语体系有不少特征，但与中国未来特别有关的主要是我上面讲的政治浪漫主义（或者叫民主原教旨主义）和经济浪漫主义（或者叫市场原教旨主义）。西方全力向全世界推销这两个东西，忽悠了很多国家，但有趣的是，大概是忽悠别人的事做得太多了，自己也开始真信这些东西了，结果把自己也一并忽悠了。看一看今天的西方，冰岛、爱尔兰、希腊都先后破产了，意大利也在破产的边缘，美国经济也没有搞好。我给美国算了一笔帐，9 11让美国损失一万亿，两场战争损失三万亿，金融危机损失八万个亿，美国政府现在的债务是十六万亿。如果美元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的话，那么，美国也破产了。当然美国也有它的本事，可以唱空城计，把不少中国的知识分子忽悠得一愣一愣的。中国如果照搬西方模式，也发生这样的债务危机的话，谁来帮助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走西方的路，我们要超越西方模式。

　　记 者：虽然中国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但是在世界话语体系中，“西强我弱”的格局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与西方话语体系相比，我们中国的话语体系有什么特色？在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建设中国的话语体系？

　　张维为：话语体系是软实力，硬实力提高之后，软实力也要相应提高，两者应该是成正比的。我们现在确实需要加强自己的话语建设。话语不自信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你做得对的也被看成是错的，或者被看成是过渡性的。所以，我们要建立全面的、透彻的、民族的、强势的、国际的话语体系。“全面的”是指要能够解释中国过去的成绩，能够解释中国今天的问题，能够解释中国的未来。“透彻的”就是要把问题讲清楚、讲明白，使我们自己的老百姓能听懂。我们要解决“话语脱离群众”的问题，党的十八大带了一个好头，习总书记讲的都是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中国的话语一定要是我们自己“民族的”东西，这样人们才能赢得民心。“强势的”就是要强势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西方骂中国的话语很强势，我们一些所谓知识精英骂自己国家也采用西方的这种强势但又浅薄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强势地予以回击。“国际的”，是指我们的话语也要有国际沟通能力和竞争力，外国人也要能听懂，他们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也没关系，我们可以跟他们讨论和辩论。到中国经济总体实力超过美国的时候，我们的话语体系建设也应该大致完成。我们的学界、知识界在这方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记 者：您认为中国现在的话语体系是不是成功呢？

　　张维为：我们现在有很多话语，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都是中国话语体系，这些是执政党、政府的话语体系，对凝聚全党的共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确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意义重大。但是光有这些话语还不够，我们的话语体系应该范围更广，更具有学术性和民间性，应该能够使许多不那么认同社会主义的人也觉得有点道理，这是一种更大范围内的话语体系建设，这种建设包括话语内容的创新和话语形式的创新，这一切与官方话语体系不矛盾，这一点很重要。

　　记 者：比如中国的智库就承担着这一角色。

　　张维为：是的。中国的学者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我不久前给《纽约时报》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这就是中国话语。作为一位学者，我们不应仅仅满足于解释执政党的话语，我们还要进行大量原创性的研究，大力推动语言创新，推动与西方话语的辩论，最终形成自己的大话语体系。

（记者  陈叶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