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马克思主义哲学

　　1942年，黄枬森已经对学习哲学形成了一些初步想法：不搞中国传统哲学，而是走一条从物理学到哲学之路，即走一条哲学的科学之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转到哲学系后，他对西方哲学很感兴趣。因此，他在外文上下了不少功夫：英语，不用字典就可以阅读专业类书籍；德语，借助字典可以看书；法语，已经入门。解放后，他还学了俄语。

　　黄枬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则相对曲折。在西南联大哲学课程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一个老师讲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更没有老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抗战胜利后，他选择了北大。北大的情况有些不同，如果有老师在课堂上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他就去听课，比如许德珩的《社会学概论》。课下，他就通过参加读书会和自学来学习马克思主义。

　　那段时期，黄枬森的思想完成了一次质变。“尽管我在进入联大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已略有所知，对国民党的腐败反动也有所认识，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中间群众。联大民主精神的熏陶使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

　　抗战胜利之后发生的“一二一事件”，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遭暗杀事件，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等更是让他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大大影响了他的政治倾向。他在《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一文中写到：“我虽然没亲历过抗日战争前北大民主运动的洗礼，就是解放前这短短的六七年，北大的民主思潮也犹如一股炽热的铁流烘烤着我，最后使我熔化进去。”

　　1946年的整个暑假里，黄枬森在家乡和一批热血青年合办了一张犀利的石印小报，抨击当地弊政，一个多月后，因受到各方压力停刊。他作为主笔加主编，遭到当局驱逐。当他来到北京大学时，学校的民主运动已经红红火火开展起来了。黄枬森立即投入这全新的生活。他参加了多次学生反内战要民主的活动，还参加了北大地下党外围组织“腊月读书会”，在暗地里相互传阅进步书籍。在读书会里，他再度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

　　1948年，黄枬森加入地下党，本来打算去解放区，但组织认为，解放在即，他更应该在北平准备迎接胜利。为了获得合法身份，黄枬森考上北大哲学系的研究生。解放后，他的专业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1947年到1957年的10年时间里，黄枬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和初步成果。

　　解放初期，我国急需人才开展马克思主义系统教育，就从苏联聘请了几百位专家，进入一些高校，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教育和研究。黄枬森于1951年秋由学校保送到人大马克思主义研究生班学习，学习持续了一年半，这让他收获很大。

　　1953年春，他中断了在人大的进修，被召回北大为正在北大讲学的苏联哲学专家当助手，协助他们培养研究生。当时，北大还请了一些北京的哲学家来北大办讲座，如艾思奇、胡绳等，他也当过他们的临时助手。正是从那时起，黄枬森逐渐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为终身事业。

　　那几年里，黄枬森还参加了大量的社会活动，参加过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会议，并开始发表文章。从1954年到1958年，他曾在《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当编辑，先后协助金岳霖和郑昕两位主编抓全面工作。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哲学刊物，对于哲学思想的传播和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

苦难显才华

　　1958年至1978年，是黄枬森人生中最曲折的20年。他先是在反右斗争中受到错误打击，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利，后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

　　因为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黄枬森于1958年8月被定性为“犯了严重右倾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59年春，他又被加重处分、开除党籍。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1966年，“文革”开始。北大哲学系被卷入政治动荡的漩涡中。黄枬森被定为“漏网右派”。1968年，他被恢复了普通革命群众的身份，但直到1978年才恢复党籍。

　　在这动荡的20年里，黄枬森带着心痛在反思，反思北大、反思中国、反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但是，作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从未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性格中的乐观精神使他尽管在如此逆境之中，仍然能够笑对人生、勤奋治学。

　　1959年，一批被视为“不宜授课”的教师被安排到哲学系资料编译室工作，黄枬森被“清除”出党后担任该室负责人。其间，他开始了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系统梳理和研究。

　　《哲学笔记》不是一本普通著作，是由列宁的许多笔记编纂而成的。其大部分内容是摘录过去哲学家的言论，列宁在这些摘录的旁边作了批注，多数是三言两语，但包含很多重要且精彩的思想，可这些思想都没有展开，更没有加以系统化。因此，要读懂列宁的《哲学笔记》是比较困难的。上世纪50年代，这本书就已经翻译出全译本，但是没有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的辅助读物。

　　中国人有“注释”的传统。那时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想把《哲学笔记》读懂，就得先把列宁的摘录读懂，但是前人没有做过这样的工作。1960年左右，这项注释工作被黄枬森组织并开展起来。有几个搞西方哲学的老师也在编译室，外语能力较强，于是他们利用图书馆的丰富资源，把相关的书一本本找出来。这样，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到上世纪60年代初，这项工作完成了，共50多万字，分为2册，上册曾在内部铅印交流。到了上世纪80年代初，才公开出版。

　　注释工作进行得相当扎实，对于哲学专业的学生和哲学工作者读懂并进一步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起了很好的作用。黄枬森也成为了研究《哲学笔记》的专家。

　　1962年，哲学系要开《哲学笔记》课程，教师们都不愿意接受这项任务。有人提议由黄枬森来讲，哲学系竟破例同意了。这门课程是给北大哲学系五年级学生讲的，可见其难度。黄枬森连教了３年。《哲学笔记注释》的编写和后来的3年教书经历，对他日后的发展很有作用。列宁的哲学思想研究，也成为北大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重要特色。

　　1972年，邓小平复出后，政治氛围发生了变化。周恩来总理认为，学校是对学生进行基本训练的场所，不能把应用与系统学习对立起来，不能需要什么学什么，主张恢复系统学习。趁此良机，黄枬森向哲学系的军工宣队建议集体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准备在哲学系开设这门课程。该提议得到了批准。黄枬森和几位教师集中到一起开始编写，一年多便写成了初稿（只写到斯大林）。由于有这些准备，北大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开出了马哲史课程，成为我国最早开设马哲史课程的高校之一。

　　1978年，北大开始了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黄枬森的处分被取消了，党籍得以恢复，党龄也恢复了，并担任了马哲史教研室的主任。正是他在这曲折20年中的勤奋与坚持，为他日后事业的腾飞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