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现在有理由在上述三个因素之外，再加入有关腐败的第四个因素，这就是依托血缘、乡缘、学缘、业缘的亲情和人情运转的“潜规则”或“非正式规则”。如前所述，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厚“家庭共产主义”文化传统的国家，“圈子意识”鲜明，“量情办事”公行。长久具有“以情立国”“以情开道”的精神，兄弟爷们你我不分，请吃送礼视为自然。有好事“家人”先占，遇坏事一致对外。顺着这个惯性，从“小吃小送小办事”发展出“大吃大送大谋利”，从守株待兔等行贿到主动出击索受贿，就是顺理成章的结局。把这个文化底蕴考虑进去，对于我们捕捉中国官场腐败的真谛极为有帮助。
一是看亲疏程度。不少公职人员在“潜规则”人情文化的左右下，不是秉公办事，而是按特殊主义规则行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做出的选择往往是“亲戚有远近，朋友有亲疏”，按着远近亲疏的程度和“差序格局”确定“关照”的多少，从而导致公共权力在利益调节中的严重失衡；二是看回报率的高低。即当一个人给对方办事时，都有一种潜在的希望得到回报的预期，以及对公事私办中风险和代价的权衡。如果排除权钱现金交易的行为，一种特殊主义的游戏也是一种投资和储蓄行为，它希望的回报可以是物质上和职位升迁上的，也可以是感情上的，等等。比如这次我在提薪上关照了你，下回就希望你在选举上能投我的票，或在关键时刻肯替我“说话”；三是有求者的身份地位。此与上一尺度直接相关，如有求者的身份地位高，则其所求的成功率就高。这不仅因为其掌握的资源多，日后可望获得的回报可能性既大且高，还往往出自一些非功利因素的作用，例如工作人员对权势的敬畏等。
经过对上述因素的权衡和考虑，每个办事者都可知道自己应付出多少份额，每个有求者也大体可以预期自己能获得多少，甚至第三者也能估算出其交换行情，因为人们心目中都有一个公认的“价码”。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在顺从这种特殊主义游戏规则时，尚能顾及“公事公办”的组织行为规范，掌握一定的“度”。但对这种游戏规则的顺从又势必影响着社区资源的公正分配，进而腐蚀着政府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严重的假公济私行为也就难以避免。
“家庭共产主义” 传统文化信息的透露与传递，在社会生活中的极端表现是对家长专制时代血缘权力结构的复制，以至于我们从中可以看到当今时代公共组织亲情化的极端形式。在这样一个素有传统的“以情开道”，奉行“圈子”主义和亲情人情交往原则的环境中，正式制度和规则无时无刻不在经受严重的冲击和挑战。道德信条成为漂亮的典籍；好的法律法规规章条例成为令不行、禁不止的摆设；正式的制度在“人情大军”的“蚁穴工程”下变得千疮百孔、强为支撑；朝向进步方向的制度改革和建设的成本高得难以应付。很少形诸于文字的非正式规则总是深入人心，大行其道。而所有的正式规则虽堆积若汗牛充栋却倍遭国民冷落。就像吴思举例说的，旧朝代的行政法规按中央六部的分类归为“六典”，清朝的阎镇珩仅仅梳理了一遍就花了十三年，写了部《六典通考》，竟用了200卷的篇幅。这些正式的典章制度大体都说得很漂亮，勤政爱民云云，规定也越来越具体细致。奈何这些漂亮东西不太中用，倒是那些只做不说的“潜文化”生命力极强，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劲头。[7]
“潜规则”不仅仅是官场局内人士的心理默契，更重要的是它自古至今早就是代代相传的中国人在进行利益算计与索求时带有取向性的官场里外的约定俗成和行为选择。它运行于中国传统的由血缘、乡缘、学缘、业缘构成的人情网络之中，成为以利益调节与分配为核心的特殊交往方式，最终成为权力腐败和规则、制度消解失灵的重要文化诱因。我国在1979年以后，大大加快了法治现代化的进程。立法速度加快，立法数量和质量都是建国后头30年所不能相提并论的，表现了我国顺应世界宪政潮流、努力挣脱人治传统的强烈意识。尽管立法速度和质量提高了，但是中国人情大国深厚土壤上的“潜规则”习惯却以其强大的生命力阻挠着正式规则的顺利执行，几乎在每一个法律法规规章条例上面都存在视同具文、置若摆设的现象。这就是中国血缘亲情传统和“圈子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潜规则”政治文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它延缓了我国宪政的进程，增加了改革与发展的阻力，提升了我国现代化的成本。中国“人情大国”的遗风大概只能依靠真正市场化制度的完善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洗礼才有可能得到抑制。
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2年06期
[参考文献]
[1] 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自序”2．
[2] 林语堂．中国人［Ｍ］．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184-188．
[3]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23-28．
[4] 韩少功．人情超级大国［Ｊ］．读书，2001，（12）．
[5] 林语堂：中国人［Ｍ］．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2001，第184页。
[6] 出处同[4]。
[7] 出处同[1] ，见“代后记：官场传统的心传”，第243-244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