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要说中国在上述这样一种文化底蕴和基础上形成的“潜规则”特殊交往方式的最基本特征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人情开道”，就是在“家庭共产主义”或“类家庭共产主义”的慷慨与无私假象下面达到“圈子”外面不易实现的私利目的。像这样以情立国、疏于法理、以圈划界、公私模糊的国家，中国实属世界之独一无二。别的国家也并非无情无义，但他们特别是那些经过了长期而充分现代化洗礼的国家，都是讲求在法理前提下的感情交往，讲求深浅有度，公私有别，遵守法规，一视同仁，利益分配与调解的支点是正式的制度的理性而不是中国这样非正式规则的感情。

历代国家权力都曾经反复强调过禁止公款吃喝以及反对以权谋私等各种不正之风，但是几乎无一例外的结果都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在一个场合对这种现象大加痛斥，而还是这些人在另一个场合又成为不正之风的践行者。人们在对此横眉怒目的同时，还应当从一个民族生活中更深层次的地方寻找原因。这道不一定知道了这个“为什么”就一定会在治疗方面获得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起码是我们有了对症下药的正确根据，有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今天看来这些不正之风的存在，既不能完全怪罪于人的思想觉悟，也不能完全归咎于制度漏洞，而是在此二者之外还得加上中国独有的“人情开道”的文化因素。

我们就从人们最视为当然、习以为常的请吃送礼、批条子办事说起。中国人吃饭是不太讲究你我的。所普遍奉行的一个原则是，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彼此不能分得太清，太清了就会被人认为小气，没有大丈夫气，被人瞧不起。表面看来好像是无私，是共产主义意识。但实际上它是仅仅限于圈子和熟人之间的。离开了这个前提，那可能就是一毛不拔。所以，它是假象的“大方”，是绝对的“小气”。在圈子之外如果你我不分，那就是傻；而在圈子之内或熟人之间有这种计较，那就是见外，那就不是往“家里”拉而是往“外边”推。只是这种价值意识出了范围以后，不可避免产生了类似习惯性行为。比如在“公家”里面也经常会多吃多占多拿，而在当事人和旁观者看来，也并不太以为然，似乎“圈子共产主义”可以是扩展无边的东西。这里也是公私不分，但这个不分是纯粹的利己和自私。

同样的逻辑，吃喝不分家或是分家，那是感情厚薄的表示。互吃互拿，那也不是白吃白拿，在需要办事的时候就要像“家里人”、“圈子里人”的样子。凡属于利害攸关的事情，那就理所应当另看一眼，高看一眼，特事特办。圈里圈外应当要内外有别厚薄有别。有所求者可以毫不犹豫地直述要求而不必感觉难为情，在被要求者一方似乎也认为责无旁贷，却之不能。这是圈子里面的或者熟人之间往来的不成文规矩。推而及之，当然还会有顺理成章的影响。在人们遇到利害攸关的事情时，首先诉诸的就是“以情开道”。无情事难办，有情事易成。那么，请客送礼就是自然而然之举。不请吃或不送点东西求人办事的口就很难张得开，即使张开了往往也会因为没有制造感情铺垫而成为空口白话；另一边则也会感觉你找我办事破费点做点感情铺垫并不过分，接了你的“破费”相互之间的距离就近了短了，受托办事者就会感觉有不办不行的压力。

在我们周围，人们会经常不经意之中说“在中国要想办成事，正规渠道往往不行”。这个话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在中国，人们往往制造非正规渠道办事情”。之于当权者，他们一般有这种自觉；之于普通大众，大家往往普遍有这种冲动。问题的根源还是一个“情”字。四个“圈子”讲究的是亲情人情，这是其中利益调节分配的基础。中国是家国同构，君主家长制是宗法家长制的放大，其治理原则如出一辙，都是人治。人治的自然逻辑就是自觉不自觉地依照感情厚薄和关系亲疏进行利益的切割和分配。它只能走向情感的主观，而绝对不会有法理的客观。谁摸准了或者靠上了亲情人情这根神经，谁就挤进了或靠近了亲情人情的圈子，谁就能够多分一杯羹。于是只要涉及利益欲求时，不管事大事小，总会有人请客送礼找关系，制造实现一己私利的旁门左道。不管规章怎样细密，也不管制度怎样谨严，人情大国的利益欲求习俗似乎自古而今一律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于是，通过家族血缘圈子以及经由种种理由或办法构成的准血缘圈子，在官场内外人们充满功利色彩的“领袖爷爷”、“官员父母”、“同门子弟”、“铁哥儿朋友”，再加上“干爹”、“干娘”诸如此类的“干湿”亲情系列的肉麻呼叫中，以情支撑的“潜规则”或非正式规则在中国大地上不胫而走，生生不息，上下千年。很多司法机关之所以办事效率不高、结案率低，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取证难。好些中国人只要与嫌犯稍沾一点关系，根本算不上家属亲友，也开口就是伪证，没有几句真话。甚至父亲替儿子承担过失，儿子为父亲遮掩罪行的现象也屡有发生。这种“见熟就护”的官官之间、民民之间、官民之间的情理习俗，往往导致司法机构在财力、物力和人力方面的大量消耗，导致悬案、呆案和死案的大量积压。实际上就是几千年前孔子故乡“法不灭亲”的情大于法、情重于法的文化传续。

如韩少功说，从蒋介石先生开始，就有“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的苦恼。作为公事公办的象征，章子往往没有私下里的电话或写的条子或亲自见面相叙的一脉人情，没有称兄道弟的亲情氛围和请客送礼的人情砝码。即便是公事往来，若想办成和快办，也经常需要熟人熟面，否则热菜放成凉碟子是常有的事情。这就叫公事需要私办，合理先得合情。“一份人情，一份延伸人情的义气，即要吃掉半个民主也要吃掉半个法治。中国茶楼酒肆里永远旺盛的‘吃喝风’醉翁之意其实不在肠胃，而在文化情节的恒久发作”，是家庭共产主义式的“亲情在餐桌前虚拟和重建的物态表现。中国式的有情有义，意味着有饭同吃，有酒同醉，亲如一家，情同手足；同时也常常意味着有话打住，有事带过，笔下留情，刀下留人，知错不言，知罪不纠……”[6]

“以情开道”的传统是如此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以至于人人都耳濡目染，无师自通，通情达理，深谙此道。作为一种民族的精神，它几乎已经达到了根深蒂固不可移易的顽固程度，其中也隐含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