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确立文治政府的国家。文化史家柳怡徵认为，这种文治政府起源于周朝，“至周而尚文”，“其文教以礼乐为最重”。历史学家钱穆认为，到了始于“素朴的农民政府”的汉朝最终完成了“文治的贤人政府”。加之在整个古代，中国政府一直承担着对世界上最多人口的教化、组织和管理，所以其行政经验与智慧也是最发达的。在西方那种契约化行政文化在中国本土很难扎根的当下，我国传统的行政文化资源可以为当下的行政文化建设和改革提供借鉴与启示。
　　汉代行政构架有一种“简单的美”。在谈及中国古代地方政治得失时，钱穆先生曾提出一个重要判断标准，即“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还是与此相反。在他看来，古代最理想的行政构架是汉代，只有朝廷（中央）、郡（省）和县三级。府、州以上都是管官的官，县官是管民的官。“汉郡多至一百以上”，“一个县政府，也往往有属吏几百人的大规模”，主要的行政资源集聚在地方，所以汉代是“管官的官少，管民的官多”的杰出代表。但这种地方政治架构，从宋代开始就变得不理想，明清以降更是每况愈下。
　　以明代为例，地方行政由汉代的两级变成了四级，“一省分成三个司：一个布政使司，一个按察使司，一个都指挥使司。前两个藩臬二司，又再分许多分守分巡的司。这许多官下面，才是府、州和县”。“三司”是管行政的承宣布政使、管司法的提刑按察使和管军事的都指挥使。其下是由“分司”分派到地方去的官员（如出自布政使的参政、参议，出自按察使的副使佥事），然后是府和州，最后才是县。由于层级增加和冗员繁杂，结果是基层政权不堪“一层一层的由上面加下来的高压”，这就彻底解构了汉代行政构架的“简单的美”，极大地提升了我国古代国家的行政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