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文章是行政公文的杰出代表，如贾谊《过秦论》：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如晁错《论贵粟疏》：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
　　以后，如海瑞的《治安疏》，张居正的《陈六事疏》，都继承了这个传统，充分发挥了文章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社会特有的矫正时弊、固本培元的作用。现代学者刘师培解读中国文化多偏颇之词，但对《史记》却有一探骊得珠的评价：“《史记》……《货殖传》所言，戒人君之重取民财也。《蒙恬传》所言，戒人君之轻用民力也。重取民财、轻用民力为君主专制之二大原因，故史公戒之。”
　　时代不同了，人们当然可以有更丰富的文艺生活，但在行政公文和文风中，汉代崇实的审美趣味和以文经国的文风，仍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发扬光大的。
　　最后要说的是，由于关注现实而不是内心、关注实务而不是玄学，所以汉代文化本质上可以称之为行政文化。同时，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本质特征。与西方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矛盾不同，中国文化以解决人与社会（儒）、人与自身（道）的冲突为第一要务，其文化创造主要体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组织、家族秩序、人性教化等方面。如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说：“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以是之故，在探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我们有必要注意和研究素朴、务实甚至显得有些呆板的汉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