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行政构架之所以会形成“简单的美”，与两汉时期重实际实用的主流民族文化精神密切相关。柳怡徵反复强调说：“盖古之学者以学为文，未尝以文为学。汉魏而下，而文章之术盛”。他还指出：“学者之务实用，不独精于算数、创制奇器已也，其于规天法地之事，亦时时推陈出新，以其致用。”精于算数的代表是祖冲之，创制奇器的代表如扶风人马钧“作翻车”，改造诸葛亮的连弩等。重视实用和实际，使两汉文化具有浓郁的行政文化色彩。
　　顾炎武《日知录》曾盛赞东汉士风。今人缪钺在《与郭洽周论东汉史事》中也慨叹：“士气东京美，千秋未可逢。”其代表人物如党锢之祸中的陈蕃、李膺、范滂等，据《后汉书 党锢列传》记载：“李膺振拔汙险之中，蕴义生风，以鼓动流俗，激素行以耻威权，立廉尚以振贵势，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壮矣哉！”这些被后世讥为“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的书生，在紧要关头能做到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与汉代推崇儒学的行政文化生态密切相关。
　　首先，推崇儒学的行政文化生态，极大地提高了整个社会特别是士阶层的道德素质和伦理水平。两汉经师在当时很有人缘。在清人唐晏的《两汉三国学案》中，我们经常会碰到“门徒尝数百人”这个句子。这不仅印证了孔子所谓“德不孤，必有邻”，同时也为汉代行政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生态和社会氛围。
　　其次，在伦理环境中训练和养成的文化主体，绝不同于西方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是可以干实事，具有坚忍不拔的主体自由意志和实践理性能力的，同时也不乏真正的国之栋梁。如刘昆，“迁弘农太守，先是崤、函驿道多虎灾，行旅不通。昆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负子渡河。”
　　由于崇高的伦理主体和经世致用的学术相结合，汉代儒生成为汉代士大夫学习、模仿和歌颂的对象，这是汉代文化在行政主体建设上带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汉代文章之所以值得关注，是因为它确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评价标准。与老庄及中西现代的审美观不同，这个评价标准的核心是“崇实”、“致用”的儒家文论观。曹丕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说，这与秦汉文章主要是政府公文或主要用于政治事务密切相关，同时也成为评价古代文章的主流典范或尺度。后来王世贞也说：“西京之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离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尽管这种评判标准可能有损于艺术审美，但对政府公文或文风，无疑是一个极好的范式和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