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2013年，中国经济仍面临风险，但风险总体可控，预计全年GDP有望回升至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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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3年中国经济仍受到国际需求不振以及主要国家货币刺激的影响，外部压力有增无减。国内货币存量高企，地方财政负债过大，企业综合成本过高，房价持续居高难下，通胀可能再次抬头，都直接威胁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宏观政策一方面宜“适度稳定化”，以保证经济的稳速增长与调整；另一方面要采取综合措施，以舒缓总体经济的货币-债务压力。中长期目标是“减负”与“增效”，通过改革，大规模削减制度成本和交易费用，以减轻经济主体的显性税费和隐性负担，降低城乡广义恩格尔系数，推动供给和需求机制调整，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经济自主协调发展。

直面经济调整和转型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变化和最大压力是，“结构性收益”逐步衰减并伴随主动性政策调整，经济增长区间开始向下偏移。但速度的下降，能否换来发展模式的真正转型，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后发国家加速赶超来自“结构性收益”：一是恩格尔定律，即消费需求升级驱动着经济发展从农业向工业与服务业倾斜，食品及物质支出的比重趋于降低；二是刘易斯定律，即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三是H—O贸易模型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即国际贸易优化禀赋结构并提高劳动生产率；四是库兹涅兹事实，即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和增长速度有着系统性的差别；五是人口变动规律，即随着人均收入增加，人口出现变化趋势，一系列因素导致人口增长加速，而后又使之减速。其中，核心是第四条，清楚地表明了发展中经济体的结构性收益机会，如将传统农业部门的资源转移到现代部门，其效率大为提高，不仅解决了刘易斯定律中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和二元经济问题，而且通过贸易方式获得比较优势和技术学习优势，并与国内需求进行互动，从而获得一个赶超速度。

获得结构性收益的资源配置之手是政府，这就是所谓“发展型政府”的根源。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得益于改革开放，抓住了结构性变革带来的赶超收益。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达到14.2%，但全球普遍的高速增长期也于同一年伴随美国金融危机而开始终结。从2008年起中国经济开始降速，2009年到2011年投入了近前30年总和的信贷规模，却也仅仅将经济在2010年向上推至二位数10.4%，并且付出了物价上涨到8%、房价翻番的代价。2011年经济调头向下，增长速度为9.3%，2012年再次降到7.7%。从增长的区域看，沿海发达地区2007年前经济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07年后其经济增长速度几乎折半。如果作为领头羊的发达地区找不到创新出路，减速将成为普遍趋势，究其原因就是中国的结构性赶超收益在快速降低。

我国正逐步告别“结构性赶超”的高速增长阶段，主要在于：一是配置效率下降。即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向高效率的工业部门转移劳动力的速度开始减缓，随着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不断提高，如果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提升，则配置效率会下降很快。二是技术学习效率下降。赶超得益于“干中学”，随着中国逐步趋近国际技术前沿，学习效应减弱，导致技术进步放缓。三是全球化红利下降。2008年后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全球化红利，全球经济再平衡强制各国经济自我调整。四是要素供给效率下降。随着中国人口抚养比不断上升、收入倍增计划、城市化率达到52%和生态文明建设，传统意义上的廉价劳动、资本、土地和环境的供给模式终结。未来靠政府主导干预配置和动员资源以获得赶超效应的高速增长阶段渐行渐远，迫切需要转向以提升劳动生产率为主导的内生发展模式。

因此，当前中国经济下滑不仅是“周期性”的，即短期需求冲击或主动政策调整降速导致对原增长均值的偏离，而且具有结构性减速的特征，即供给结构效率下降导致的经济均值趋势性下降。未来5年，我国经济将从“结构性赶超”的高速发展阶段年均增长10%，逐步进入到内生发展阶段，一位数的增长或将成常态，潜在增长区间从1980-2010年的9%-11%下移到“十二五”的7%-9%区间，如无新的动力支撑，甚至可能在2016年后继续下调和稳定到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