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树立制度、道路、理论的自信，在这其中，树立经济理论的自信有着突出的意义。

（一）

中国近现代史以来，特别是自鸦片战争起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缺乏理论上的自信。包括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哲学、史学、文学等多学科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缺乏理论上的自信，这种理论上自信的缺乏，当然是源于中国近现代史以来相当长的时期中发展上的落后，这种发展上的落后与缺乏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缺乏理论自信的传统。

就经济学而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经济学（而不是作为孤立的经济思想）在中国出现，应当是在20世纪初期的事情，并且在严格意义上说是从国外进入的舶来品（尽管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学者和思想家提出了许多深刻而又丰富的经济思想，但不成其为系统的经济学）。积贫积弱的社会经济本身是难以产生真正的经济学理论的，而为拯救这落后的经济，人们自然会从先进的社会经济国度引进经济学的理论，把先进国家的现状作为我们的追赶目标，把先进国家的制度和道路作为我们实现追赶目标的基本路径，进而也就把产生于西方工业社会的经济学理论作为指导我们的科学加以引进。在那个年代，严复先生翻译了斯密的《国富论》，意味着西方古典经济学开始进入中国，陈启修、郭大力、王亚南先生等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揭开了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帷幕，当时中国的著名大学也都先后设立了经济学系，如北京大学1912年将京师大学堂原有的经济学门改为经济学系，按照现代经济学科的标准来构造教学体系，南开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等许多所著名大学，也都在上世纪20年代陆续设立了经济学系。查阅当时各大学经济学系所开设的课程，可以看出，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工业化国家大学的课程结构复制的，沿袭着西方正统经济学的学科传统和理论传统，在这些著名大学经济学系中执教的主要先生，也多为从西方英美日德法等国留学回国的学子。尽管在那时的经济思想传播方面，也有关于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声音，如《资本论》的翻译和在大学的讲授，李大钊等人对马克思思想包括经济思想的早期传播等等，但即使是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同样是从国外引进的，也并非源自中国历史实践，况且，在当时，马克思经济学在中国的经济学教学和传播中远远未占主体地位，是作为异端被排斥的，占主流的是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的经济学，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初。

自1952年我国高校院系调整起，我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和教学体系构造，开始纳入前苏联的轨道，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从我国大学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及我国经济学学术研究领域几乎消失了，除个别学校被特别批准保留了一点关于西方经济学的师资和研究力量外（如当时的北大经济系的外国经济思想史<含当代西方经济学>和武汉大学的西方经济学研究等）基本上都予以取消了，即使少有保留的也被冠以“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的名称，难以对其开展客观的学术研究，更不允许其占据大学的讲坛，取而代之的是经过苏联改造解释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并据此构建了新的正统的经济学教学课程体系，这种经济学向前苏联式（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全面依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我们认识到了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进而产生的学术凝聚力，而在于我们把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先进的制度，把苏联实现工业化发展的模式视为正确的道路，把苏联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作为我们追赶的目标，这就不能不产生经济理论上的依赖。以僵化的教条对待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就是缺乏理论自信的结果。

可以说，在20世纪的半个多世纪里，经济学在中国先后沿袭着两个传统，先是依附于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体系，后是依附于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术传统和学科体系，但都没有我们自己的理论自觉和自信。与苏联决裂的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和艰辛，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着探索，力图创造出中国建设的制度、道路、理论，但并不成功，尤其是长期被忽视而又十分落后的经济发展现实，使其建设中国的经济思想的探索难具说服力，留下来的不是系统的经济学科学理论，而是（或许也缺乏深入研究基础上的）对不同经济观点的批判和否定，在封闭基础上形成的这种理论上的极端自尊，本质上也是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妄自自尊和自卑是同一硬币的两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