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经济理论的自信，真正形成是始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新时期制度创新和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对经济学提出了深刻的历史性挑战，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建设性的命题，而中国经济理论对这些挑战和命题的回答及探索，在服务并推动改革发展伟大实践的同时，也逐步开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体系，或者说，改革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上充满了信心，正是这种信心支持着我们在经济理论上的自信。

就改革命题而言，从改革的目标来看，我们从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开始承认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兼容性，十三大进一步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和市场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到十四大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机制统一起来，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伟大实践和崭新的经济理论探索，这个探索从一开始就面临两个经济学传统的否定，一是来自西方资产阶级传统的否定，在西方正统经济学中，市场机制只能与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改革也只能以私有化支持市场化（华盛顿共识）；二是来自马克思经典理论传统的否定，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市场与资本私有是同一命题，社会共同占有（公有制）制下不存在私有，也不存在任何市场关系，包括商品、货币等。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和探索，是对这两个传统的突破，这种突破本身就是历史的创造和理论的创新。从改革的方式来看，我们从农村承包制到城市改革，从企业改革为核心到突出政府改革，从推进商品市场化到以要素市场化为重点，从强调市场作用空间扩大（市场机制对传统计划机制作用范围的替代）到强调市场秩序的完善（市场质量和公正性提高），从市场主体秩序的先行培育（企业改革）到市场交易秩序的完善（价格改革），从改革初期的企业分配关系的调整（企业与政府的利税分配）到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从价格改革的双轨制逐渐过渡到放开市场定价，从设立改革开放特区到全面开放，等等，都是基于我国自身的现实和特点展开的极具创造性和针对性的探索，并且，这种探索不仅基于中国自身的实践，而且基于对西方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及其一般均衡的基本方法的深刻反省和批判，西方学者对转轨国家开出的药方即所谓“华盛顿共识”，不仅在改革的目标上强调资本私有化与市场经济的统一，而且在改革方式上强调按照一般均衡的思想追求实现完全竞争理想状态，一举实现由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的转换，我国的改革则与之完全不同，是从非均衡的国情出发，分阶段、分层次、分区域地渐进推动。事实上，所有转轨国家但凡按西方学者提出的“华盛顿共识”展开改革，均无好的效果，尤其是难以取得经济发展上的效果，而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实践，带来了中国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就。

就发展命题而言，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现代化？应当选择怎样的道路？应当确立怎样的发展战略？这些命题的思考和处理并不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才开始的，新中国建立之后相当长时期里，我们是按照所谓“斯大林模式”进行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上说并不成功，不仅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不断扩大经济落后的距离，经济短缺、效率低下、大起大落、结构扭曲等矛盾十分尖锐，“文革”时期政治运动对经济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经济生活本身，即发展战略和模式基本未变，只是使矛盾更为突出，以致于到70年代末中国经济已濒临崩溃，成为温饱尚未解决的世界上最为贫困的国家之一（当时的中国2.5亿左右的人口为未达到温饱线的贫困人口）。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和确立发展战略及道路。传统的“斯大林模式”未能真正推动中国的发展，那么，西方发展经济学能否解释并支持中国的发展呢？因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成为我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但事实上，战后产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正统经济学家按照西方正统经济学的逻辑和价值取向为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设计的发展模式，目的是指导发展中国家克服贫穷，实现对发达国家经济的赶超，主张实行进口替代战略，以弥补现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之不足；实施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体制方式，以替代市场失灵；进而实现赶超目标。直到上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了这种战略，但只是在初期取得了短暂的投资拉动高速增长效果外，长期里经济严重停滞并且周期性波动严重，既不均衡也无发展。70年代后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转变为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滞和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干预过多，市场竞争未能真正发挥作用，进而主张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制度变革（休克疗法），尽快建立现代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克服政府干预过多所带来的矛盾。然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均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成就，经济增长速度普遍低于70年代之前，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又大于70年代之前。而新时期以来的我国在发展战略上总结自身的和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基于中国的现实，不是以发达国家今天的经济水平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追赶的目标导向，而是从中国的实际需要及可能出发制定经济发展目标；不是或者强调政府对市场的替代，或者强调经济自由主义，而是在体制转轨中谨慎地协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将其作为改革的关键问题；不是对照发达国家寻找我们的弱项，进而以进口替代加以弥补，而是发现我们自身的优势，重点加以培育以提高竞争力；不是或者强调优先发展城市现代经济以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刘易斯道路），或者强调优先改造传统农村经济以就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二元经济一元化（托达罗道路），而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在通常所说的“二元经济”之外，创造出“三元经济”发展道路；不是或者继续重点强调工业化、重工化发展，或者强调参照发达国家现实大力发展第三产业，而是注重在农业现代化基础上推进工业化，在工业化日益深化的过程中发展第三产业，强调农业现代化、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四方面经济发展现代化进程的协调统一，等等。可以说，我国新时期以来经济发展战略、方式、道路上的实践探索，是建立在对传统“斯大林模式”的深刻反省，同时对西方发展经济理论实践效果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的，正是这种发展道路上的自信，使中国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从规模上看，GDP总量到2011年达到47.3万亿，比改革开放初期提高20多倍（按不变价计），年均增长率达到9.9%，折算成美元已成为居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官汇折）；人均GDP达到3万多元，较改革开放初期增长16倍左右（按不变价），年均增长率达到9%，折算成美元已超过5000美元，高于当代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400美元），实现了从低收入的穷国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穿越。从结构上看，三大产业的产业结构高度显著上升，尤其是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从开始的75%左右下降至目前的36.7%，实现了从贫困型经济结构（当代低收入穷国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72%左右）向小康型经济结构（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力就业比重平均为30%略多）的转变；城镇化率取得跨越性进展，到2011年首次超过50%，达到51.3%，从初期的20%以下，进入到城镇化加速期（30%-70%之间）；居民消费结构呈现良性变化趋向，恩格尔系数从初期的60%以上（贫困状态），降至目前的40%以下（小康向全面小康过渡状态），等等。这种结构变化表明我国经济不仅取得了数量上的高速度持续增长，同时也发生了深刻的质态变化，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

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及历史性进展，为我国经济理论的建设性发展创造了条件也提出了要求，实际上，若不根本改变僵化的教条主义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传统，若不根本杜绝盲目的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倾向，不仅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难以取得成就，而且我国的经济理论也根本不存在树立自信的可能，不从本国经济发展实际出发，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经济学说便不可能具有价值，也不可能让世人尊重。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理论的主流，是从克服僵化教条的传统及抵御全盘西化的浪潮这两个方面的探索中，不断取得进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道路实践上的成就及自信，是我们经济理论树立自信的坚实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新问题、新要求，是我们经济理论科学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