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处的“练兵”

“二月二十三日，他写出一个题为‘于光远琐记’的提纲，接着就断断续续地口述文章内容，由我作记录。其间，经历了两次病危。他寄希望于病情好转，每次只透析四小时以后，仍然按照他平时的习惯，一段一段仔细地进行补充和修改，并把文章的副题改为‘于光远素描’。然而他的心愿没有能够实现。”原中央党校副校长龚育之的夫人孙小礼回忆起丈夫撰写的“一篇没有完成的遗作”，这几乎成了龚育之的绝笔，一篇献给老上级于光远九十寿辰的贺礼。

新中国成立后，于光远曾任中宣部科学处和理论宣传处处长。1954年，中宣部单设科学处，既联系自然科学，也联系社会科学，这个位置由于光远出任，顺理成章。于光远领导科学处不过12年，人员不过十来个，但他的部下，后来几乎个个都成了不同岗位的骨干。“强将手下无弱兵”，这是于光远爱说的一句话。

他善于选兵，陆续从大学里调来了学过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地理、农学、工程、经济、哲学等学科的一批年轻教师和毕业生。党的十五大期间，龚育之遇到曾在科学处当过干事的明廷华，他笑眯眯地对龚说：“你注意到没有，在十五大的与会者中，从我们科学处出来的人竟有五个！”他扳着指头数，大会代表有三人：郑必坚、明廷华、龚育之；特邀列席代表有两人：于光远、林涧青。郑必坚曾两任中央委员，林涧青曾任中央候补委员。曾在科学处工作过的何祚庥成了中科院院士。

他更善于练兵。对于新参加工作的学自然科学的大学生来说，把握政治方向，加强理论素养，这一点于光远毫不含糊。但是，他更强调在实践中培养、在干中学。那时有些大学生到机关好几年了还只是接电话、干杂事，参加不到业务工作中来。于光远则不然,他放手让年轻人参加很重要的工作，尝试在重要的工作中让年轻人得到学习和提高。

搞理论工作，反对“空虚之学”，于光远自己“学贯两科”，更注重“经世致用”。

有一次，于光远去胡耀邦家，见桌上摊开着《淮南子》。胡耀邦说《淮南子》有一句话“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接着发挥了一通治小与治大，治家与治国所用的方法不一样的道理。

于光远回忆：“那时我在研究‘信用’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性问题。回来翻了翻《淮南子》，意思是明白的，治家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的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办法，而是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的经济建设工作中应该注意的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经济，不能只看手边有多少钱去办多少事，而是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借助信用这个手段，想方设法去找到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钱。”

从《淮南子》到经济工作中的“信用”问题，能将二者融会贯通，怕世上难有第二个于光远。

于光远说自己有一个“无时不思，无日不写”的习惯，84岁开始学电脑；86岁开了个人网站；满90岁时，他向前来祝贺的朋友推心置腹地说：“我认为对于90岁的人，保持一种积极的精神状态尤其重要，那就是‘身老心不老’。”

风暴中的通达

“对田家英之死，我知道得很早。1966年夏天，作为中宣部‘阎王殿’的一名判官，我已经处在被打倒的地位。一天，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工作时毛泽东住处的房东来中宣部找我，对我说，他才从毛主席那里来，见到了毛主席，说想见见田家英。可是，主席对他只说了三个字‘呜呼了’。”

于光远和田家英之间有着“无话不谈”的交情，对于他最后的选择，于光远“虽然悲痛，但不吃惊”，他说：“我认为田家英的悲剧是由于他的性格不适合做毛泽东的秘书工作。田家英的本性有点像古代某些骚人墨客，用不那么好听的语言来说，就是喜欢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个需要经常保持高度警惕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下，他实在难于应付，这是他的悲剧。”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友人艾思奇身上，在于光远看来，“田艾两人都是到了不该去的地方”。

“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于光远的通达，让他逃脱了某些中国文人的悲剧命运。他感慨：“能够逃脱这种命运的人，真应该自我庆幸。”

“文革”中，于光远是通达的。

他写过一篇短文《当了一回“胜利者”》，说自己去参加在政法学院召开的批斗他的会。到了门口，要门票，他说，“我不知道要门票，也没人给我门票。”“没门票是不能进去的！”把门人斩钉截铁。“没门票我也一定要进去的！”于光远当仁不让，惹来了许多围观者。把门的脾气上来了：“你这人真是，敢情没你这批斗会还开不成了咋的！”“对，没我你们就开不成！”那人一听懵了。光远同志问：“你们开的什么会？”“批斗会呀！”“批斗谁呢？”“于光远呀！”“我就是于光远，你说没我你们这会开得成吗？”围观者一听就“炸”了。把门的还不信，赶紧找来会议组织者验明正身，才放行了。于光远写道：“那是‘文革’开始后我第一次感觉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进去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

病痛中，于光远是通达的。

1992年，于光远患了乳腺癌。经过手术，癌细胞由几十亿下降到几百万。由于化疗，白细胞降至三千以下。病中的他开始改变过去的写作路子，经常写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东西，病情亦相对比较稳定。于光远认为这应该给“可爱的文学细胞”记大功。

对于名利，于光远是通达的。

龚育之说：“他是中宣部里最有钱的人，也是最不在乎钱的人。”于光远每个月都请科学处办公室的一位服务员给他在上海的母亲寄钱，那位服务员却偷偷克扣了一部分。于光远从没觉察。这位服务员一次作案时被抓了，被起诉到法院。他供认说，偷于光远的钱最多。法院开庭审理此案，通知于光远作为证人出庭。于光远在回答法官询问时一问三不知，说不清楚钱是什么时候怎么被偷的，更说不清楚被偷了多少。他那副狼狈无奈的窘态，惹得法庭上下哄堂大笑。

于光远之所以有钱，是因为他稿费多。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地都学习他编写的《政治常识读本》和《经济建设常识读本》，印量极大。后来，他和苏星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政治经济学读本，印量极大。稿费怎么用？那时时兴交党费。于光远用稿费交了很多党费，但也没全交，他留下一部分自己支配。他有一些想法，比如，资助公益事业。中国人民大学的剪报公司，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最早就是于光远出钱办起来的。

对下属，于光远是通达的。

于光远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又古道热肠，一身兼着十几个研究会的会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生产力研究会、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研究会、中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会、中国国土经济学研究会等等。一度，于光远家的电话号码后四位是8787，熟人戏称这是“发起，发起”。于光远的“瞎热心”、“无事忙”让身边的秘书胡冀燕围着他团团转。

“小胡‘任劳’，但不‘任怨’。她越想把工作做好，就越怕出差错。于是，在我俩之间常常发生谁该负责任的问题：是我的错还是她的错。为了弄清责任，常各不相让。互有胜败，多半我败北，责任在我的多，但当责任在她时，我就抓住不放，不让她过分自信。有时我对她发火，发了火又觉得自己不对。可是有时又忍不住发火，自己管不了自己。后来我想出了个主意，亲自做了一块黄牌，告诉她，如果我再发火时，她可以祭出这张黄牌来警告我，可是那块黄牌在她手里好多年，她一次也没有祭出这个法宝。”

于光远写字台上的玻璃板下压了一张纸条，写着他做人的格言。其中有这样一句：独立思考，只服从真理。

前些年，特异功能喧嚣一时，甚至国内许多知名人物都对特异功能持肯定态度。作为反对派，于光远是挂头牌的。为了取得科学论据，他把特异功能当成一门学问来研究，短短几年，在国内外报刊撰文上百篇，发出了“与伪科学至少还要斗争一百年”的讨伐口号。

对于“坚持真理”，于光远的眼中揉不进沙粒。这一次，他没有选择一团和气的通达，而是择善固执。

于光远经常对人讲起自己的“丢脸”事儿：1958年“大跃进”，他曾写过文章帮着鼓吹小麦高产。他还到毛主席那里汇报过一个省委报告下面把苹果嫁接到南瓜上，南瓜和苹果都长得多么多么大的事情，其实事先没有核实。

于光远说：“这些丢脸事，我记了一辈子，时常讲起，讲给别人听，更是讲给自己听，时常警示自己。发生这件事情后，使我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我们不仅要重视发展科学事业，而且要重视捍卫科学精神。我认为，把丢脸的事讲出来就如同洗脸。讲一次就洗一次，越洗越干净。”为学是开门见山，水清见底；处世是境由心造，事在人为。这就是于光远，历史会记住这个名字。（芃子 任桑桑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