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言书”的起草

于光远一直珍藏着邓小平亲笔拟就的那篇被看作是“三中全会主题报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提纲手稿，3页微微发黄的16开白纸，用铅笔写成，字迹潇洒流畅。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起，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了“改革阶段”。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经济建设始有大踏步的前进。改革开放政策方针的制定，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在会上的著名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就是由于光远等人组织起草的。

提纲短短500余字，列了7个方面的问题：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三、向后看为的是向前看；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五、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七、新的问题。

讲话稿是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写成的，于光远回忆：“邓小平曾布置胡乔木起草这个讲话稿，但没有采用。”于是，便亲自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想了一下，不准备长稿子。”

于光远清楚记得，讲话稿的题目也是小平同志提出的。“在那3页提纲中，没有讲话的题目。后来讲话稿中写的‘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连在一起的这19个字是定稿时加上去的。”初稿里出现的词条包括：“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全党全民动脑筋”、“实事求是”、“向后看是为了向前看”、“安定团结十分重要”等等。选定这19个字后，“小平同志问这个题目好不好？耀邦说好，我也说好，觉得题目很新鲜、醒目。”

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于光远说，那时，国务院研究室直接对邓小平同志负责，我们经常见面。“小平同志把提纲交给我们的时候，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民主大发扬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议程已经过半，时间很紧迫，因此，我们赶忙找到了国务院研究室的林涧青等执笔起草，两天后初稿形成，我看了看还可以，就送给了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很快便召集耀邦、我和林涧青等同志到他的家中进行研究。记得当时我坐在小平对面，耀邦坐在旁边，我们一字一句地边念边修改，用了整整四个上午，最后小平说，就这样子，拿出去。讲话稿起草完之后，这份提纲手稿就一直留在我这里。”

提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两个思想，一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明确提出“这是一个大政策”。这是改变长期形成并成为顽症的平均主义分配体制，以“先好起来”的示范作用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的一个基本政策；二是在强调下放自主权，发挥国家、地方和企业三方面积极性的同时，已清楚地预见到自主权与国家计划的矛盾问题，大胆提出了通过价值法则、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观点。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可贵的。可以说，这是邓小平后来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思想的最早萌芽。

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时代“大转折”中的于光远有一种“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豁达，他说：“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做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和拿出来交卷。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我这样动笔杆子的人帮助工作非常忙的领导人做点文字工作，是自己的职责，就是多做一点工作也算不上自己有什么‘功劳’。”

“纪念册”的留言

于光远本姓郁，出生在上海一个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和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知识分子家庭。当他还不满周岁的时候，母亲带他到北京居住过一阵子。那时“臭名昭著的卖国贼曹汝霖，曾经来我家”。说得近些，曹汝霖算是于光远的“亲表舅”。他抱起这个嗷嗷待哺的婴孩说：“这个小孩子将来一定很有出息。”

于光远的确“生而早慧”。他把自己的学历归纳成四个方面。

第一，在学校里读书，上过的学校种类特别多。上过“国立”的师大附中和国立清华大学；上过江苏“省立”第二师范附小；上过北平“市立”第三中学；上过“教会办的”上海清心幼稚园和北平铭贤小学；上过“私立”大同大学和它的附中。此外他还上过私塾，跟着一个姐姐上过女校。

第二是图书馆里的自修。于光远从小就是“书迷”，看完《三国演义》，看《说唐》，再看《七侠五义》，看《水浒》……小说看完了，就看弹词、戏曲《再生缘》《珍珠塔》《西厢记》……“闲书”看完了，开始看社会政治哲学类的书籍。他说“这些书没有小说、弹词好看，没有办法，好看的书都看完了，即使不好看的书也看，我已经成了一个非看书不可的人了”。

第三是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于光远的伯父开办了一个“化学工业社”，生产牙膏。由于技术不过关，牙膏放在那里，几个月后就干得挤不出来了。15岁的于光远在图书馆里查阅了化工手册后，建议在牙膏配方中加点甘油，没想到这样真就解决了问题。这项“发明”使得他在亲戚中“声名大噪”，结果促成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化学试验室的诞生。在见方斗室的实验室里，高二学生于光远鼓捣出了“碳酸镁”（制造胶鞋的填充料）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新发明，有的甚至批量生产了。

第四是看人打牌。于光远说：“自己十岁左右时，很喜欢看人打牌，对我的智力开发也起了显著的作用。从第二、第三、第四方面的学历中学到的东西，很多是我在学校里学不到的。”

1934年，于光远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与钱三强、王大珩、何泽慧等成为同班同学。作为清华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他深受老师周培源的器重，在周培源的指导下，开始广义相对论的研究。1935年，周培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他把随身带去的于光远的物理学论文交给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如果于光远后来继续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也许会像他的同学那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

然而，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学历，没有将于光远引向一条“专工翰墨、皓首穷经”的学者之路；内忧外患的不堪时局，破碎动荡的家国悲影反而促使他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投身到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

1936年，一心只想“从一个有职业的人成为一个有职业的革命者”的于光远将报考约里奥·居里实验室研究生的机会“让”给了钱三强，后者果然被选中。出国前，于光远在钱三强的纪念册上写了一段话，大意是：我现在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斗争，目的是建立一个民主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革命成功之后要进行建设，你出国深造，回来之后就可以为这样的国家服务，到那时候我们还会合作。

不出于光远所料，“三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回到中国。此后，一个成了共产党的职业革命家，活跃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吹响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号角；一个成了我国赫赫有名的物理学家，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为新中国的国防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二人的报国之志、赤子之情，被科学界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