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依法治国建设

人类未来可以超越治理与被治二元模式，转中华民族德治仁政与礼法圆融为民主、自由、平等的德治与法治

伦理道德与依法治国，其对象是人，以及由人组成的团体、党派、国家、社会，无人哪有道德，哪有法治。德治与法治如人之两脚，鸟之两翼，虽有左右的差分，但不可或缺。

春秋时期，孔子面临“礼崩乐坏”的社会乱局，如何化解乱局，孔子主张以德治国，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以仁德来治理国家，好像天上北斗星，众星围绕怀抱着它。为什么要行仁德之政?他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用政令法律来引导老百姓，用刑罚来规范整齐百姓，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没有羞耻心。用道德教化引导百姓，用礼制来规范整齐百姓，百姓有羞耻感，就会自觉地约束自己不道德、违法的行为发生。这就是说，法律刑罚是他律的，是外在加给人的条例，而不是出于内心的自觉;道德礼制的引导，是启发人的道德自觉、自律，就会自觉地遵守法律，不会犯法。但孔子并没有排斥政刑、法治，而是主张德主刑辅，即其宽猛相济思想的贯彻，以为法治刑罚的实施必须受礼乐的制约，“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荀子重礼法，“法者，治之端也”，是最重要的治国的方法。

韩非是法术之道的集大成者，主张“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在常道的指导下，以法为根本。法是著于图籍的法律条文，由官府施行，公布于百姓。治理必须有法术赏罚，法是衡量犯法不犯法的尺度，具有工具性价值。法又是强国的药方，“明法者强，慢法者弱，强弱如是其明矣”。国强是由于法治，国弱是由于轻慢法。家有常业饥荒年不会饥饿，国有常法虽危险不会亡国，法是国家的生命线。

中华民族的刑法从三代以来就已产生，如夏代的禹刑、商代的汤刑、周代的九刑。以后历代官修正史如《汉书》、《晋书》、《魏书》、《隋书》、《新唐书》、《旧唐书》、《旧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都修有《刑法志》，记载各朝法律思想总纲、具体条目、立法司法等方面内容，形成中华民族法律制度化。“自魏文侯以李悝为师，造《法经》六篇，至汉萧何定加三篇，总谓《九章律》，而律之根荄已见。曹魏作《新律》十八篇，晋贾充增损汉魏，为二十篇。北齐后周或并苞其类，或因革其名，所谓十二篇云者，裁正于唐，而长孙无忌等十九人，承绍制疏，勒成一代之典，防范甚详，节目甚简，虽总归之唐可也。”叙述了法律制度化的过程。

中华民族法律制度，继承礼法圆融、王霸相杂、德法并行、政刑相兼传统，如汉律、晋《泰始律》有“刑宽禁简”的特点。《北齐律》以“适理得情”为指导的特色，其重罪十条的六、七、八、九是讲不道、不敬、不孝、不义，是把伦理道德列为重罪。隋代《开皇律》形成法典的体例。《唐律疏议》由长孙无忌等总结前代刑法，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本用即体用关系，以德礼为量刑罚的根据，以宽简仁惠为断狱行刑的原则。无论是德治，抑还法治，其对象都是治理人，都是要人改过从善、遵纪守法，以求社会安定、和谐。在实施德治与法治过程中，被分为治者与被治者。在古代中国，上自皇帝下自各级官吏为治者，在现代有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老百姓或人民是被治者或被管理者。人类未来可以超越这种二元模式，转中华民族德治仁政与礼法圆融为民主、自由、平等的德治与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