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五：关于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何凝练出简明扼要、便于传播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2012年思想理论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党的十八大召开前，虽然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述没有达成共识，但这种研究和讨论取得了积极成果。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等同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和概括；在当前，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但概括出能够得到广泛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

党的十八大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高度，深刻论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与战略要求，并强调“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些论述清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论探索新成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明了方向。

在讨论中，也存在一些不良倾向。有学者反映，近来在一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章中，有人借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简单、清晰、明了”，要用几句语录式的话来表达，于是离开中央确定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从孔夫子的语录中或者西方鼓吹的“普世价值”中搬来一些概念，广为宣传。有人甚至公开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表述要“同世界接轨”，让西方也能接受。学者们指出，这种概括，势必把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引入误区。在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我们始终要牢牢把握两点：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性质；二是建设和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的。

热点六：关于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发表70周年

2012年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5月23日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座谈会，社会各界尤其是思想理论界、文化艺术界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学者们认为，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讲话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的观点直到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但是，在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在文艺“为什么”的讨论中，仍有人认为或强调文艺什么也不为，或强调为自己，或强调为艺术，而强调为了高远理想、为了普罗大众，只是救亡图存的革命时期的斗争需要。有人认为，现在时代不同了，人们对于文艺的需求更多是出于审美、娱乐、消费。对此，有学者指出，虽然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现实状况不同了，但文艺引领时代发展、追求美好生活、完善精神品格的功能并没有改变。二是在文艺如何为人民服务问题的讨论中，有学者反映，在当前的有些文艺创作中存在着某些低俗、媚俗、庸俗倾向，有的作品缺乏热情，缺乏爱憎，没有臧否，没有教益，完全背离了文艺创作的宗旨，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对此，有学者指出，文化有高雅、低俗之分，道德有善恶、美丑之别，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抓住了文艺如何为人民的本质，是否真正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热点七：关于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

2012年是雷锋牺牲50周年。“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采取措施推动学习活动常态化”，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的一项重要部署。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全国各地各行业开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内容广泛的学雷锋活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思想理论界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深入解读雷锋精神的丰富内涵，有力推动了学雷锋活动的深入开展。

在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讨论中，也出现了不良言论和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借否定雷锋精神来否定学雷锋活动。有的人质疑或否认雷锋其人其事的真实性，有人肆意歪曲雷锋精神，将雷锋精神污名化。还有人称，雷锋所谓的“共产主义的忠诚”，是一种“愚忠”。这些错误观点和言论，其结论就是认为雷锋精神并不值得学习和颂扬。二是继续鼓吹“雷锋精神过时”论。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适合于物质匮乏、经济落后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今天我们实行的是强调物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雷锋精神显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背道而驰。

事实上，“雷锋精神过时了”的声音，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不绝于耳。对于贬议雷锋、否定雷锋精神的种种错误言论和观点，思想理论界以深入的正面解读给予有力回应。学者们认为，新形势下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不相互排斥，二者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深入发展，越是需要我们牢固地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培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学者们分析指出，任何一个社会都应倡导某些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最生动、最鲜活、最具有说服力的载体，来解决传播力的问题。雷锋精神所倡扬的价值观和道德品质，能够匡正道德失范，能够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能够增进社会道德认同。这正是雷锋精神的时代价值所在，也是雷锋精神的永久生命力所在。

热点八：关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12年10月11日，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文学界、理论界围绕莫言获奖展开积极讨论，普遍高度肯定其意义，但其中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倾向。

一是否定或扭曲莫言获奖的文学意义。部分人对莫言获奖持否定态度，认为莫言不能代表中国文学或者说中国现实文学的最高水准，并由此对莫言获奖展开了种种推测。一些人认为，莫言获奖是因为迎合了西方人窥探中国社会或者中国人性的某种口味。还有人指出，莫言是一个站在现代启蒙文化、现代白话文创作废墟上的一位作家，他显示的可能是汉语作为方言而不是作为普通话的胜利。对此，一些专家指出，莫言获奖是文学界的一件喜事，表明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认可，我们更应该关注它对于推动中国文学进步的积极意义。

二是生硬搬弄莫言获奖的政治意味。一些人不遗余力地挖掘莫言获奖背后的政治意味。其矛头所指，就是文学或者文化与体制的关系、与政治的关系，政治能不能干涉文学，还是文学本身就是“体制化”、“政治化”的反映。一些人认为文学不能脱离政治而存在，莫言作品的无意识形态特征及其言行恰恰体现了文学对政治的妥协。有些人甚至批评莫言在这方面有双重人格，说莫言自己声称不应该用政治干涉文学，而他抄写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恰恰是主张用政治干涉文学的。

三是盲目“消费莫言”。伴随着文学意义上的争论，汹涌而来的就是急于“消费莫言”的商业化倾向。从莫言获奖到现在，高密红高粱火了，商标“莫言醉”火了，莫言旧居火了。对此，有学者指出，这种“消费名人”的社会现象，包含着众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更是当前社会发展和时代嬗变形势下的一种表层映射。如果一个让国人引以为傲的作家的文字，不能触动大多数国人的心灵，不能成为某种文化和价值的认同，那么，莫言获奖带给国人的骄傲，或只是一场虚荣的狂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