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养琰：实现“改革红利”须解决六个“大与小”的矛盾

五是大富和小富的矛盾。我所说的大富，是指那些在改革中通过不正当手段或途径获得不义之财的财阀，即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万万富翁。

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有财富分配不均的差别。实践证明，适当的差距，是社会发展所必要的。如将财富占有人为地拉平，搞平均主义，只能导致社会普遍的贫困。任何一个社会，要想得到正常的发展，必须建立与自身相匹配的的合理的财产分配制度。一个社会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财富占有的差别，而是差别过大，从而富者恒富，贫者恒贫，堵塞了贫者经过努力可上升为富者的通道，使差距越来越大。历代王朝的衰败甚至覆灭，无不与此有关。

所谓合理的财产分配制度，必须做到对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有社会福利保障，对一般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肯努力进取就有进升为富有的渠道或机会，使分配措施能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上合理运作，就是好的分配制度。

可是在当前的中国，有的大财阀，明目张胆地从企业中以高薪的名义掠夺财富。我看到一份材料说，在中国有些银行高管，年薪都在1000万人民币之上，其中有的年薪达到4000万人民币。企业高管的收入，除年薪外，还有许多灰色甚至黑色收入，如各种各样回扣、奖金，甚至行贿受贿等。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10年，国企累计实现利润2万亿，只拿出5%上缴红利，剩下的大多被“体内循环”消化掉了，其中有相当部分转化作灰色或黑色收入进一些人的腰包。另外，在一些在职的高官或从高官离退下来的人群中，除继续领取高薪外，还享受各种各样的高补贴、高福利，如汽车、楼房等。

小富，是指那些普通百姓，虽然在改革开放中也得到一定的实惠，提高了收益，生活有所改善，比起改革开放前，富裕多了，但比起那些富得流油的大富翁来说，还是少得可怜。差距越拉越大，违反社会公平、正义原则，加深了社会矛盾，是社会发展之大忌。在今天，对那些富豪来讲，光靠税赋来调节，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靠制度制约和法治严惩。

六是大权和小权的矛盾。我所说的大权是指中央集权和少数人的特权，小权是指地方分权、民权。目前在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矛盾多多，比较尖锐。它牵涉到国家宪法能否能充分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否充分贯彻的大问题？

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问题上，我们是一个大国，也是一个大党，没有足以驾驭全局的中央集权，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也不要因为强调中央集权，而影响地方分权。中央政府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大胆放权，让地方政府能够拥有更大的改革空间，做更多有益于人民的事。事实上，中国很多成熟和具有深远影响的改革，都是从一个小的地方开始的，例如，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对外开放引入外资是从深圳开始的。尊重地方的首创精神，意味着更加充分发挥地方之优势，开展地区之间的竞争。很多地方政府为了促进经济发展，会竞相提高开放度，改善行政作风和商业环境，这有利于中国经济更快的发展。现在，我们有些地方正在进行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试点，比如成都的城乡统筹改革、温州金融改革等。但是，光有这些改革的试点还不够，我们必须有更多领域的改革，需要展开，需要深入，这都要地方有权去闯、去创。

在中央集权和公民权利问题上，也要多放点权。民权即民主的权力。民权始终被人们看作是寻求民主权力的永恒主题，也是被视为能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合理治理国家的制度安排。它的功能，集中表现为：安邦定国，国泰民安。

我记得，前些时候，一位记者问一位普通百姓：你认为，宪法权大，还是县长权大？受访者说，当然县长权大，因为县长有权随意抓人、打人、放人，而宪法不能。在理论界、学术界，在我看来，目前仍存在着一些与宪法精神格格不入的“雷区”和“禁区”。因而这种制度不顺民心，不合民意。这种制度非改不可，不改，不可能有宽松的气氛和环境，不足以引导科学文化的发展。宪法是国家治国理政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要义在于贯彻实施，惠及天下，切不可在修订的时候大张旗鼓，兴师动众，一旦修订好了，就束之高阁了。

以上六组矛盾，涉及经济、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均带有全局性的，而且互相交叉、渗透和制约，形成一个多元性的矛盾网络，这正是我们面临的很多难题。如果我们能在改革中，逐步于以化解或最终解决，这将是人民获得的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最大红利”。 （人民网记者万鹏独家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