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养琰：实现“改革红利”须解决六个“大与小”的矛盾

其二，如何实现今后10年或甚至30年“改革红利”的最大化？

习近平同志最近指出，今后的改革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什么是改革的正确方向和道路呢？按照十八大规定，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五位一体的改革，即实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的全方位改革，保质保量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我想，为了把问题说得更明确、更具体些，是否可以换个角度用哲学的思维来进行考虑？今后10年或30年要实现我们改革的预期目标，即实现“改革红利”的最大化，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必须稳妥地逐步解决以下6个方面“大与小”的矛盾，或者说处理好以下6个方面“大和小”的关系

一是大政府和小社会的矛盾。大政府不仅是指政府机关庞大，机构臃肿，而是指政府的权力过大，管得太宽，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也管了，束缚人民的手脚。比方说，在农村，农民合理合法使用的土地，应当有自己的承办权、租赁权和转让权。近年来，因经济高速增长，城市面积大幅扩张，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获得政府利益，强行把一些农民对土地的转让权甚至使用权都剥夺了，因而在农村产生许多政府与农的纠纷，有的地方，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

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必须健全和强化法治，在社会领域内，政府管自己应管的事，尽量少管，其余的让社会在法治范围内，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组织的力量，实行自我调节和管理，只有这样社会才有活力。这就是说，政府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为所当为”。

前些年，国外出版一部畅销书叫《改革政府》，书中认为“多掌舵、少划浆的政府才是真正强大的政府。”“要求的不是大政府，而是怎样的政府，要按照怎样的政府，来组建多大的政府”。从总体上说，要使政府“变瘦”、“变薄”、“变精”，能够轻装前进，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

具体到我国，政府的改革，历届政府几乎都提出精兵简政了要求，其结果，似乎都陷入了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陷阱。2008年，提出了大部制的改革。大部制改革的原旨，重点是想把职能相近、业务趋同的部门或机构集中起来，由一个部门统一管理，重点解决机构重叠、人浮于事、政出多门、资源浪费的问题。可是，实施的结果也不理想。原因在于大部制改革必须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或基础），政府职能没有从根本上转变，任何形式的政府改革都是徒劳的。

二是大计划和小市场的矛盾。在社会资源配置上，改革的方向，就是要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要更多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可是，经历了近34年的改革，我们仍然不难看到，“计划经济”的幽灵，仍在我们上空徘徊着，并经常借“宏观调控”之名，行“计划经济”之实。比如，在地方建设方面，包括城镇建设，国家计划干预过多，影响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政府对于地方及其企业的发展，要因势利导，不要取代市场。有人说，中国发改委像“小国务院”，其中缘由就是它具有非常繁多的和严格的审批权力，许多地方和工商产业项目，能不能上马，何时上马，都需要得到它的层层审批。这对经济快速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2012年5月，广东发改委主任李春洪在一个论坛上说：“我调查了6个项目，按程序来走，把所有的审批程序走完，需要310天，如果企业都这样干，黄花菜早就凉了！”再比如。关于价格改革问题。我们改革已经30多年，但在很多领域还是存在价格管制现象，比如城市自来水、居民用电、柴油价格、春运火车票、出租车价格，这些都受到计划限制。还有医生诊疗费的价格管制问题，让很多病人吃了本不该吃的药、做了本来不必做的检查，而且也对医生的心理和医患关系造成很大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