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文化具有规范社会成员行为以及塑造社会秩序的作用。文化给一个社会提供了材料与蓝图。有了文化，人民便有了行为规范。“文化也是人们相互间的行为功能协调和相互配合。文化是一个社会的规范、观念更为系统化，文化集合、解释着一个社会的全部价值观和价值体系。”[1]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党越来越重视文化建设，发布了具有系统性和时效性兼具的一系列文化政策。而这些政策的出台是我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进行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标志。

治理理论作为新公共管理的一种方法，其本身就是在应对现代负责的社会管理环境的一种反思性的视角和探索。从治理的角度来审视我党的文化政策，我们发现这又是文化治理在中国语境下的具体应用，因此，我党在改革开放后究竟实行了哪些文化政策？这些现有的政策与以前的政策相比，有着怎样的变化趋势？这些政策都指向怎样的社会管理目的？

针对我国文化政策的研究，国内学界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类研究侧重于文化政策的梳理，试图从中发现我党在不同阶段历史时期文化政策在指导思想、指导方针及其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差异，总结出我党文化政策发生的变化，进而为我国现阶段进行文化建设提供历史借鉴。但这些研究更多的是集中于建国初期，社会实践为研究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但是研究往往欠缺对政策出台深层目的的探讨。所得结论理论深度有所不足，代表性的研究如杨凤城的《1956～1966年党的文化政策及其演变》[2]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化转型研究》[3]，刘彦武的《新中国60年社会主义文化政策的探索发展》[4]，等等。

一类研究是侧重于以改革开放为分界线，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文化政策与之后的文化政策进行对比，将改革开放之前的文化政策界定为文化重建与文化改造的文化建设，将改革开放之后的文化政策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的实践。这样的研究抓住了我党的文化政策变化的基本变化点，较好地分析了我党在改革开放后文化建设理念和实践的变化。不过，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建构往往带有浓厚的政策阐释特点，忽视了文化政策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在文化领域上体现的前后相关性和政策目的的整体性，代表性的研究如蒋积伟的《建国以来中共文化政策述评(1949 -1976)》[5]，颜旭的《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6]和《试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7]，王丽丽的《江泽民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思想的论析》[8]，等等。

还有一类研究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来解读我国文化政策的变迁，通过对特定时期内我党关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政策分析，寻找到文化政策产生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进而通过时空的交叉对比找出我国在现阶段进行文化建设可以借鉴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研究的局限在于不同时期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既有的经验教训是否具有现实借鉴的价值以及这些价值又如何进行评估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类研究的学术价值。代表性的研究如胡惠林的《当代中国文化政策的转型与重构--20年文化政策变迁与理论发展概论》[9]，刘玮的《社会转型期中国文化政策变动研究（1949-1958）》[10]，等等。很显然，在不同的研究中，理论的“社会转型”含义是不同的，很难进行对话和讨论。

此外，在新近的文化研究中，一些学者同样注意到了用政治学的视角对当代的文化政策进行分析。这其中就包括文化与传统的权力的研究，此外，随着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一些学者更是从“人权”的角度出发，从“文化权利”的视角对分析当代的文化政策进行新的检视和思考。这样的研究视角切合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科融合以及方法论上的交叉使用的趋势，产生了不少极具启发性的研究成果，扩展了文化研究的视野。但是，这样的研究由于处于起步阶段，其本身在核心概念以及概念的使用边界和侧重上存在着不足，形成了视角较新、但理论分析相对不足尴尬。但其本身就是未来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代表性的研究如毛少莹的《文化权利与公共文化政策》[11]和《“文化权利”与“治理”——公共文化的核心理念与关键性制度安排》[12]以及方世勇的《文化权力合法性建构的情景与过程》[13]。

本文并不简单地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的文化政策变迁本身为分析对象，而是在注意原有政策的“历史影响”基础上，借用“治理”（governance）这个更具现实政治分析价值的概念，从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审视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管理变革，关注社会管理观念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