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文化治理视域下的文化政策分析

文化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具有主体多元性、内容层次性、结构整体性、实施系统性以及效用方面高效性的特征。这些特征共同作用，体现着文化治理独特的政治特征。

（一）文化治理主体多元化

文化治理不是政府一家进行文化建设，而是强调政府运用文化政策，发动社会、企业和公民参与到文化生活中去，政府只是扮演主导者和基本服务提供者的角色。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党的各项文化政策，不难发现，当前的文化政策越来越重视发动社会各部分的力量参与到文化建设中来，从早期的以“弘扬主旋律”[31]到2005年《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32]的公布，这些文化政策明确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中的内容，试图构建一种“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

文化治理虽然本质上要求治理活动参与主体的多元化，但是政权的执掌者依旧是文化治理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和主导者，只不过区别于旧有的掌权者扮演绝对角色，文化治理更多的是强调掌权者扮演着引导者、倡导者和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提供者的角色。我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政策表明，注重发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到文化治理活动中来，营造一种全民参与、官方与非官方有效互动的良性文化治理参与机制。

（二）文化治理内容层次性

文化治理的内容涉及到新闻媒体、意识形态、教育等各个层面，这些内容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文化治理在内容上有不同层次的划分。文化治理的层次性，分为文化政策上的渐进性和文化政策上的多元性。

文化政策上的渐进性表现在文化政策的层层深入与完善。从文化领域的相对独立，回归到“双百”的方针和确立新的“二为”方向；继而发展到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现在提出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构建乃至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文化发展战略的提出，这些文化思想无不体现着政策的渐进深入的特征。

文化政策上的多元性指的是，文化治理在引导主流文化发展及文化先进性的同时，也要注意世界文化发展趋势，并与中国不同时期的国情相结合，满足人们对文化多样性的需求，弘扬主旋律的同时提倡多元化。党的文化政策不仅体现在新闻、出版、广播、戏曲等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的内容使得党对社会主义的领导更加有效。

（三）文化治理结构整体性

虽然文化治理在内容方面存在着层次性的特征，但是文化治理又是一个系统工程，各部分内容相互协调，又在结构上具有整体性。

改革开放以来开我国文化政策整体性的一个突出特征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逐步构建上。在“两个文明”，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三个文明”直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建设总体布局，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明确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提出和谐文化建设的新构想，逐步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

（四）文化治理过程系统性

文化治理涉及到文化政策的出台、施行、评估等各个过程，因而文化治理在实施过程中是一个系统工程。笔者发现，党的文化政策从早期的单一的主抓群众工作、建设“两个文明”、发展文化产业到《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提纲挈领式的全方位的“规划”。“文化发展规划”不仅涉及到了指导思想、方针目标，还涉及到文化发展的各个领域的内容，从意识形态教育到公共服务提供，再到新闻事业、文化产业、文化创新等等，甚至包括了文化人才队伍的培育和建设，相关部门的保障“规划”顺利实施的职责等，“规划”的出台考虑到了设计文化建设的各个实施环节，真正实现了文化治理实施安排的系统化、实施效果可评估化，为文化治理过程的监督与反馈提供了便利。

（五）文化治理高效用性

与政治管理和经济管理相比较，文化治理在投入与产出比较方面具有低投入、高（多）产出，一旦实施文化治理，不仅可以得到经济方面的效用，此外和有不可估量的社会效用。

文化治理的效用性表现在利用文化政策进行社会管理、维持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虽然文化对经济、政治、社会都具有能动作用，但本文的文化治理突出在文化建设和文化政策对社会产生的效益上。坚持马克思主理论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体系和道德体系，维持人们的文化认同及政治统治合法性，进而维护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