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镇化背景下解决“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既需要具体的政策措施,更需要基于实践的制度设计。
尊重实践,尊重人民,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把握制定解决“三农”问题政策的内在规律性。1982—1986年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之所以能够带来我国农业的空前繁荣,就是因为其制度精神从根本上真正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而不是单个政策措施的组合。“五个一号文件”的成功经验可以高度概括为20个字:尊重人民,尊重实践,视野开阔,态度开放,实事求是。贯彻经验始终的是实事求是。
我国地大人多,各地区的自然状况千差万别,各地区、各部门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差距极大,甚至同一地区的不同部门、同一部门的不同个体也有显著的差别。所以,国家层面制定的具体政策绝对不能“一刀切”,即使是在一些地方试验成功的做法,也不一定适合一阵风似地在全国推广。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先试点—再试验—扩大面积试验—成功后推广”这种工作模式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从管理理论上讲也是科学的。所以,政府应该鼓励人民群众结合当地和自己的实际去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以位高而鄙视群众,不以权威而压制群众,不以善良动机去强迫群众,不以信息优势去武断决策。政府还要及时总结人民群众实践创造的经验教训,从中提炼带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适时地将其上升到制度层面,用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形式予以规范,进行推广。
制度设计应注重长远性和适用性,避免短期性和随意性,把握制定解决“三农”问题政策整体中的关键性。“三农”问题是个纷繁复杂的问题包,包含着前述的内部关系、外部关系和制度约束。所以,必须把“三农”问题放在更宏大的历史视野、世界范围、科学发展的范畴内来认识,并据此制定政策措施,而不能犯近视病、短视病、独眼病和狂躁病。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不运用系统论的观点统筹协调、平衡解决,否则,解决的问题越多引起的问题越多,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更多,最后竟把单纯的“三农”问题解决成了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政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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