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与中外历史上的解放思想运动相比较，中国共产党所推动的解放思想实践有什么不同，又为什么能产生这么重大的作用呢？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解放思想是一个科学命题。在革命战争年代，针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毛泽东明确指出：“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 在改革开放初期，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遗害，邓小平特别指出：解放思想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针对时代发展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提出的新要求，江泽民强调指出：“我们一定要适应实践的发展，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针对新形势、新变化对我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提出的新要求，胡锦涛强调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必须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结合自身实际、结合时代条件变化不断探索和完善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不断增加全社会的生机活力，真正做到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由此可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党所推动的解放思想实践，都有特定的理论内涵和鲜明指向。这也成为党的解放思想实践最重要、最突出的特点。

当前，面对我国发展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及复杂多变的发展形势，从根本上讲，解放思想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还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这决定着解放思想的方向和实效。解放思想也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党和人民事业的精神状态问题，是敢于打破常规、直面矛盾，还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这考验着共产党人的忠诚和胆识。同时也要看到，解放思想既要反对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既有成功经验的教条主义，又要反对迷信西方思想理论和外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教条主义，特别是在日益扩大的开放条件下，这一点尤为重要。需要强调的是，解放思想并不是全盘否定式的抛弃，而是辩证继承基础上的扬弃。解放思想也不是没有底线的，它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不能触犯国家的法律。

解放思想对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全部价值和永恒魅力，在于用科学的世界观和前瞻的思维方式，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根据实践发展变化除旧布新、永葆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那么，与党的历史上所推动的解放思想实践比较，今天党所推动的解放思想实践又有什么不同呢？

从党的历史上所推动的几次大的解放思想实践的情况来看，多是在遭受挫折或处于逆境的条件下进行的。面对挫折和逆境，人们往往更容易通过现实的对比和直观的切肤之痛，对过去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经验窠臼进行反观、反思、反省。如果准备充分、措施得力，这样的群众基础和环境氛围就可成为有利条件，极大促进解放思想的实践。但是，与过去逆境条件下的解放思想实践不同，今天的环境从总体上说是顺利的，特别是在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条件下，能否继续保持清醒头脑和改革创新精神、及时破除骄傲自满和停滞懈怠思想就显得尤为重要。随之出现的改革动力不足、改革共识缺乏等问题也会日益凸显出来，进一步增加解放思想的复杂程度和实施难度。

总之，解放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战胜困难、赢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始终坚持，一以贯之，倍加珍视。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时期的历史经验也充分表明，事业越发展，越需要解放思想；发展越处于关键时刻，越应当解放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深化改革开放的艰巨任务，面对各种复杂矛盾和两难问题，面对改革共识和动力的凝聚难题，能否继续解放思想，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命运，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意义尤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