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认为，“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中国文化业开始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复兴时代。” 这印证了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观点，他认为“一种为重新确立文化上所界定的新的认同的奋斗出现了”。 如今，西方文化由于面临金融危机、环境问题等各种危机而受到质疑，与此相反，曾宣称“历史终结论”的日本学者福山也在新作中承认了中国模式的成功之处。这给我国文化建设带来重要的战略机遇时期，然而，印度学者谭中指出“中国发展本身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及跨国金融集团，也取决于中国政府及领导精英对中国发展的未来方向清晰的明察。” 此外，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指出，每一种文化都可以而且应该为其自身的行为和活动提供评价标准。 国际环境的复杂性，加上文化的特殊性、长期性，决定了我国文化建设机遇与挑战并存。

一、文化体制改革滞后抵消了我国文化领域进入战略机遇期的潜在价值

文化体制机制创新是文化创新的基础，是文化创新得以实施的制度环境和先决条件。国家实施文化创新战略的基本目标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国家的文化国力。30年来，由于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渐进性道路的限制，使文化体制改革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文化行业的外层制度改革和基层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主流，但这种外层制度改革和基层文化单位的改革都只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改良”，都只是一种“边缘突破”。 文化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发展到用整体制度创新来替代文化体制中的核心制度框架。国有文化单位的体制缺陷和能力缺陷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如资源配置非竞争性与约束软化，机构的激励机制、效率机制缺失，文化单位运营成本扭曲。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总体上仍然处于一个初中级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30多年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所形成的基础环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历时性战略机遇期。然而， 我国文化发展从长期的“短缺经济”体制中解放出来后，具有“恢复性增长”或“补偿性增长”的特征，文化行业领域出自行业本身的、具有“内生发展”特点的文化发展模式尚未普遍出现。 行政化的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既使得有效财政投入不足，又垄断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不合理地限制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区域分布和行业发展不平衡，文化市场体制分割、文化市场建设滞后、公权力进入文化市场并形成新的垄断等体制性因素正在诱发企业对政府的“不良博弈”，使我国文化行业无法把握战略机遇期的潜在价值，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处于整体劣势，我国传统的文化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二、文化政策目标弹性与政策工具所导致的“不良博弈”问题值得重视

政府通过提供政策成为文化创新的决定性力量。党和政府通过提高基本文化和经济政策，掌握了文化体制改革的领导和控制力量，并将文化创新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国家文化创新体系建设提高了强劲的推动力，国家相关部门为此制定出台了一批激励文化创新的政策。但是，由于我国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及层级差异持续扩大，使得中央政府武打在全国统一管理，需要保持一定的“制度弹性”。国家层面的政策目标不得不实现弹性目标，反映在政策目标选择上，就是具体改革目标的可变性；政策路径需要多样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需要中央放松管制、鼓励地方发挥主动性、探求地方改革道路的实验，然而，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导致了地方与中央政府“博弈”的产生。 地方政府向中央政府转移文化支出责任；地方利用不对称信息，按照地方领导偏好而不是政策目标安排使用国家公共文化资源；强调地方文化的特殊性，要求国家提供更多的公共政策资源，推动公共资源的地方、部门化等。更深层的原因是：我国文化体制改革中存在着意识形态领导模式要求全力集中于文化市场发展要求全力分散的结构性矛盾。文化体制改革的内容包含了“文化业务管理模式”和“意识形态领导模式”的双重调整，不仅涉及到各级行政机构、各部委与地方之间行政能力的划分，还涉及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文化机构的权利、责任、法人地位以及他们同国家的关系问题，即产权以及附着在产权至上的文化单位经济利益、行业利益格局和意识形态安全等问题， 有国外学者指出，“虽然创意产业被视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仍然保留着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 我国文化产业政策上缺乏制定有效的具体“限定性”政策，只有评价性政策。 这使文化政策目标弹性与政策工具所导致的“不良博弈”问题更加困难。中央与地方的“博弈”在各个层面上展开，地方政府利用文化体制改革的高度复杂性与中央政府进行“不良博弈”，使文化体制改革进展艰难，并需要政府支付越来越大的改革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