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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红学,平生可许是知音
1700万字、35卷册的冯其庸文集《瓜饭楼丛稿》今年1月正式出版,煌煌巨著,厚重博雅,汇聚了先生一生的学术精华,其内容包括《冯其庸文集》、《冯其庸评批集》和《冯其庸辑校集》三大部分。在为丛稿所撰总序中,冯其庸先生用很大篇幅回顾了与红学数十年的不解之缘。
回忆起研究《红楼梦》的过程,冯先生说,在上世纪50年代的批判俞平伯、胡适的运动中,他已经认真研读《红楼梦》了。“文革”时,冯其庸遭到批判,他钟爱的《红楼梦》也被抄家抄走了,还当作黄色书籍公开展览,他担忧这部巨著将遭致毁灭,于是托人从图书馆借出一部影印庚辰本《石头记》,依原著行款朱墨两色抄写。那时他白天挨批斗,深夜秘密抄写,整整抄了一年,小楷狼毫笔抄坏了一大堆,却使他对《红楼梦》有了更深的理解。抄完之日,他掷笔徘徊,百感交集,吟成小诗一首:“《红楼》抄罢雨丝丝,正是春归花落时。千古文章多血泪,伤心最此断肠辞。”
这部珍贵的手抄稿,也将在冯其庸学术馆与世人见面。
1975年,冯其庸被借调到文化部《红楼梦》校订组,担任《红楼梦》校订组的副组长,负责领导校注工作,从那时起,他正式投入《红楼梦》的研究,一搞就是40年。算上50年代的泛读,60年代的抄写,冯其庸与《红楼梦》结缘,如今已将近一个甲子。
冯先生研究《红楼梦》是从研究曹雪芹家世入手,他坚持文献研究与地面调查、地下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而曹雪芹的家世在这三方面都有丰富而可信的第一手史料,特别是他发现了《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对它进行了长时间调查和考证,找到了大批有关曹家的早期信史,从而对曹雪芹的祖籍得出了确凿无疑的结论——辽宁的辽阳。冯先生为这一发现所写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至今已增订了四版。
“校注《红楼梦》很不容易,因为早期抄本很多,以哪个本子为底本成了最大的问题”,冯先生回忆,当时他主张用庚辰本,但其他人不同意,于是为了证明庚辰本的可靠性,他展开了对《石头记》抄本的研究。
在对早期抄本的研究中,最令他兴奋的是上世纪70年代,他与吴恩裕先生一起发现了己卯本避“祥”、“晓”两字的讳,从而考出了它是怡亲王允祥和弘晓家的抄本。这一结论,是有《怡亲王府藏书书目》原件上同样的避讳来确证的,而这部沾有两代怡亲王手泽的《怡府书目》上,还有鲜红的“怡亲王宝”、“讷斋珍赏”等印章,更是不可动摇的确证。同时,这一确证也间接证明了己卯本留下了曹雪芹《石头记》原本的款式,大大增加了己卯本《石头记》的珍贵性。
因此,己卯本是怡府抄本的发现,揭开了《红楼梦》抄本研究上崭新的一页,开创了《红楼梦》抄本研究的一个新天地、新路径。
随后,冯其庸先生在仔细研究庚辰本《石头记》时,又有了意外发现,这就是发现了庚辰本是照己卯本抄的。“庚辰本的行款等等都与己卯本一模一样,连己卯本的空行、衍文、错别字等,庚辰本都与之相同。在七十八回,还留下了一个避讳的‘祥’字,与己卯本的避讳一模一样。”冯先生语气中难掩这一发现带给他的兴奋。由于庚辰本的款式与己卯本完全一样,所以己卯本丢失的部分,可以从庚辰本看到它的原样,这样,己、庚两本便成为《红楼梦》早期抄本的一对拱璧,从这两个抄本,能依稀看到曹雪芹当年原稿的样子,这也是《石头记》抄本研究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
1977年6月,冯先生将这一研究成果写成《论庚辰本》,在书中他总结性地写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除此之外,不能有第二个标准”。巧的是,这番话恰好是写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一年,与中央提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完全吻合。因此《论庚辰本》的意义不仅是版本研究的意义,更具有思想上的意义。
《论庚辰本》写好后,被香港《大公报》连载2个月,引起海内外红学界极大反响。由此,过去并不被重视的庚辰本被广泛认可,并被确定为校注《红楼梦》的底本,校注《红楼梦》的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在《瓜饭楼丛稿》中,冯先生还将自己对甲戌本的研究定名为《瓜饭楼手批甲戌本<石头记>》,对己卯本和庚辰本也都做了手批,并在《瓜饭楼丛稿》中影印出版,将对俄藏本、甲辰本、程甲本等的研究成果收入《漱石集》。
除此之外,冯老还做了一项史无前例的巨大工程——与季稚跃先生合作,历时十余年,把已发现的多达13种版本脂砚斋评本全面地汇集在一起,将各本竖行排列逐字逐句对校,并汇集全部脂评(含非脂评部分),于2009年完成了共计30卷册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用排列的校法,同一句子这个本子这样,那个本子那样,怎么慢慢变化的,逐一排列。所以你要看13种早期抄本字句的变化,就一清二楚了。”冯先生道。这一基础性工作,使学术界有了一个红学研究的资料宝库。
与此同时,冯先生花了5年时间,融合了曹雪芹家世研究、《石头记》抄本研究、红楼思想研究、人物研究、艺术研究的全部成果,并吸收评点派的精华和其他红学研究家的成果,写成《瓜饭楼重校评批<红楼梦>》,这可以说是冯先生全部红学研究的总汇,也是他40年研究《红楼梦》的心血所聚。
李希凡先生说:“从其庸红学著作中看出,他是在文本、文献、文化的相互融通中完成的,这是现代红学最有系统的开拓性的研究成果。”
正像冯先生赠友人的一首诗:“红楼奥义隐千寻,妙笔搜求意更深。地下欲请曹梦阮,平生可许是知音。”“平生可许是知音”一语,也正是冯先生倾心四十载钻研《红楼梦》的精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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