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中国的最大红利”，就在于未来10年我国有着以城镇化为依托的巨大内需潜力，有着转型与改革的巨大空间，以及由此形成的重大战略机遇。抓住机遇，释放改革的红利，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充分释放国内巨大的需求潜力，形成未来5—10年我国转型发展的最大优势和主要动力，由此走出一条公平可持续科学发展的新路。
　　推进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城镇化蕴含着巨大的内需潜力。未来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2个百分点，将再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加上现有的1.6亿农民工，新增城镇人口将达4亿左右。按较低口径，农民工市民化以人均10万元的固定资产投资计算，也能够增加4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从消费需求看，2011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比约为 3.3:1，农村劳动力和人口合理转入城镇就业和生活，其收入与消费必然会明显增加。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重在改变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真正解开这个“二元方程”。这涉及多方面的体制问题，需要统筹解决。例如：能不能在未来的5年左右初步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并由此为流动人口管理寻求新路。此外，还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人口政策的调整、行政区域调整、行政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农村社区体制建设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创新。只有这些方面的改革破题了，才能为人口城镇化的转型发展提供动力和条件。可以说，加快推进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进程，以城镇化为主要载体扩大内需，充分释放城镇化的需求潜力，是我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立足点和战略重点。
　　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转型与改革，走向共同富裕。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这个目标的提出，社会各方面予以普遍关注和很高的期盼。我的理解是，实现这个目标，不是贫富差距继续扩大基础上的倍增，而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倍增：即在目前大约 23%的基础上，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到2020年努力达到 40%以上，由此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到6亿人左右。形成6亿中等收入群体，对未来10年中国走向公平可持续发展的意义重大：意味着巨大消费需求潜力的释放，从而支撑年均7%—8%的中速增长；意味着利益关系调整的新突破，从而奠定“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意味着贫富差距的逐步缩小，从而形成走向共同富裕的大趋势。作为一个转型与改革的大国，实现2020年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主要取决于未来3—5年转型与改革的进程：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发展；收入分配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公平有序的社会生态及其制度安排。
　　推进投资的转型与改革，谋求投资与消费的动态平衡。未来5—10年的经济增长，究竟是以投资为主还是重在扩大消费？我的看法是，我国尚处在转型发展过程中，保持一定的、合理的投资率符合基本国情。问题在于，多年来投资率居高不下，投资规模增长过快，由此使投资消费失衡成为经济生活的突出问题。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的大趋势，需要加快推进投资转型。
　　尽快改变投资结构。要加大性项目的投资。适应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基本趋势，把投资的重点转向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领域的投资上，将会起到多方面的积极效果：能够切实推动人口城镇化进程；能够提振国内消费预期；能够有效缩小城乡差距和化解社会矛盾。应当说，在这方面的投资空间很大。
　　优化投资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的可持续取决于社会资本是否成为投资的主体。只有社会资本的投资占大头，经济才有活力，投资才可持续。当前的突出问题在于，政府与国有企业的投资增长过快，民营资本的投资明显不足。稳增长的首要条件是社会资本有稳定的投资信心。尽管实践中有一定的推进，但由于垄断行业改革的滞后，社会资本进入公益性领域和垄断性行业尚未有实质性破题。从具体情况来看，当前民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既有“政策玻璃门”的障碍，更有“利益玻璃门”的阻力。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尽快破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很困难的。
　　调整国有资本配置格局。投资转型对改变国有资本配置提出新的要求。应当说，这些年国有经济在做大总量上功不可没，但是从实际结果看，如果国有资本在竞争性领域分布过宽的局面不改变，激发社会资本活力就相当困难。我的看法是，尽快把国有资本主要配置在公益性领域，给社会资本投资腾出更大的空间，是我国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社会需求结构变化升级的客观要求，也是防止资本外流、提振社会资本信心的重大举措。
　　未来10年，是我国发展改革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关键时期。走向公平可持续的科学发展之路，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二次转型与改革的战略目标：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多数人能够公平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使市场保持充分的活力和效率；使资源环境可持续；使政府能够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二次转型与改革，与一次转型与改革相比，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更具有历史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