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的道德哲学如何成功引入政治和社会体系？

罗卫东：我个人现在关注的问题和杜先生关注的仁本体非常相关，即讨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亚当·斯密的核心观点“sympathy”。这个词很难翻译，日本学者翻成“同感”，我们翻成“同情”，怎样翻可以显示这个词的张力呢？1995年意大利科学家们已经发现了镜像神经元，发现人的恻隐之心是由大脑中的神经元控制的。就像刚才说的孟子所说见孺子掉到井里，产生恻隐之心，并有一种施救的冲动，这就是一种天性。但是，失败的教育和扭曲的制度约束有可能阻碍这种美好天性的发挥，甚至泯灭它。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结合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这种天性的元素及其作用机理。刚才杜先生讲“仁”的观念，非常有意义，结合自己多年来的思考和研究，我倾向于认为，“仁”的观念具有天性的基础，值得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建构。

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非常注意从天性，尤其是“同情心”出发去推演整个社会哲学和道德哲学体系。比如说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就是这样的一部代表性的作品。他从同情心开始，推导出正义论、良心论、习俗论，最后到德性的品质，联系社会精英的道德操守和政治关怀，层层递进。结构和体系貌似散漫，实则非常严谨。我个人觉得，中国哲学家们建构以“仁”为本哲学体系，除了向自己的历史寻求思想资源以外，也需要放眼世界，向包括苏格兰启蒙哲学在内的其他文明的思想传统寻求资源。

另一方面，关于人类的道德性与市场经济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最近几年在国际学术界也已经成为热点，塞缪尔·鲍尔斯2008年在《Science》上发表有一篇文章，大意是“货币激励如何侵蚀道德情感”，通过对一百多个样本研究说明价格和货币激励在很大程度上会对人类的道德感造成损害。这也在另一个角度阐述了作为人类天性的道德感如何与外部世界的刺激构成互动。这篇文章的问题和方法都非常有意思，值得中国学者在研究中加以借鉴。

在新的一轮道德哲学体系的建构中，中国的思想系统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毕竟我们在2500多年前就基本上确立了认识道德的视角。这个视角似乎在西方文明中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作为这个伟大思想传统的继承者，今天中国的学者应该有所作为。

儒家的道学政三面相应与亚当·斯密的心性学展开健康对话

杜维明：您说得很好。儒家有三个面相，道、学、政。道就是今天讨论的核心价值这样的基础理论；学是学术研究，它要发展出一套系统的学术体系；政则是经世致用，所谓的“政治儒学”。三者之间的线索在哪里呢？儒家认为人是全面的，是有感情，有社会参与、有政治关怀、有宗教追求、有美感，同时有历史意识的动物。所以《诗经》探讨有感情的人，《礼记》研究作为社会的人，《尚书》解析作为政治的人，《春秋》注重历史存在，《易经》探究永恒的价值意义和哲学意义，人的各个相面都在讨论。

怎样发展政治学、心性学和人性论之间的关系，这基本上就是亚当·斯密的思路。但这种思路，如果从儒家的立场，包括我的老师牟宗三、唐君毅的考虑，他所讲的道德情操和孟子讲的“四端”很不相同，核心课题是如何把“四端”之情与喜怒哀乐爱恶惧的七情区分开来。韩国朝鲜时代儒学界的“四端七情”之辩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本，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思考这一哲学上有重要意义课题的参考。

康德讲人的道德实践时就对人的情没有信心，而且是怀疑，所以要靠一种最严格的理性去对抗。严格来说，康德没有类似儒家的身心性命之学。亚当·斯密讲心性之学，但和儒家所讲的身心之学、精神磨炼有所不同，但其中有能够对话的空间。我很喜欢张岱年先生所说的“综合创新”，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综合来发展，而且除了各种不同文明对话之外，还要开展科学和宗教的对话，现代和传统的对话。

我们的研究工作要向前走，不能像西方的学者那样批评启蒙、放弃启蒙，而还是要深刻地学习启蒙，但我们学的方向又和五四以来那些学者很不同。要有一种批判的理解，可以和他们进行一种健康的对话。

听众提问

1，中国儒学的发展现状和前景如何？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儒学为此能做些什么？

2，轴心时代的儒家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体系中的一支,它和男权制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3，启蒙观念在中国比西方火，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还没有完成。请问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当下，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杜维明和罗卫东对以上提问的回答,及更多信息，请见“文汇网-文汇讲堂频道”http://whjt.whb.cn）

本版根据11月25日第58期文汇讲堂现场演讲速记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