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最早倡导天人合一

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程颢进一步提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张载讲：“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浑然中处”。西方的萨特、海德格尔与此不同，他们认为人是被丢弃到这个世界，因而感到孤独、痛苦，所以要创造“存在”价值来反对社会的枷锁，人必须在焦虑中做出选择才有意义。张载却说乾是我的父，坤是我的母，我虽然渺小，在里面却感到很安全、很自在。人能够引导天地创造力的发展，我的人性也就在这里。“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所有人都是我的兄弟姐妹，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伴侣，不应随意摧残，随便利用；天下残孤之人，都是我们之中不幸的同胞，需要我们照顾。

不过，儒家的仁不是兼爱，不是慈悲，是有差等的爱，对最亲近的人强，对其他人弱，而且要推己及人，是动态的。荀子讲人的发展，万物皆有气，到植物才有生命，到动物才有知觉，但只有人才有义，我们通过演化，从气到生，到知、到义，所以我们是扎根在整个宇宙大化之中。而这种演化，也看到人的99.99%就是动物、植物、微生物，但它有0.01%是人之所以成人的本质特征，也就是四端。而四端中的恻隐之心让我们与其他人、动物、植物、山河大地都连贯而成一个伟大的有机体。

这套思想，有很深刻的含义，它可成为21世纪人的自我认识必须有的核心价值。面对当今的被严重破坏的地球环境，作为一个教徒，我可选择离开这个世界：选做佛教徒，等待彼岸；选做基督徒，等待天国。但是儒家思想中，做人就不应离开人世间，而必须对自己、社会、环境理解并负责。

“仁”在2018年

因为要在全球文化视野下看儒家的核心价值，所以2018年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我期待能在北京召开。

2013年在雅典召开的第23届世界哲学大会，将首次承认中文是官方的合法语言，儒家哲学、道家哲学、佛教哲学都会成为讨论议题。所以我希望到2018年时，以仁为核心的儒家人文传统能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共识，同时来自世界各国的哲学家一起探讨：人类如何共同面对当前生存困境？如何实现人与社会的健康互动？如何成全个人身心的整合，具有开放的心态和多元的胸怀？如何实现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持久和谐，乃至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希望注重公平、同情、责任、礼让和社会和谐的儒家传统能为世界提供一些可以与自由、民主、理性、权利、法治、个人尊严的欧美文化进行互动的深层对话。

嘉宾对话

罗卫东：一个国家的软实力的集中体现，是在其设计有效社会制度的能力上。从历史来看，缺乏发达哲学体系的的民族，很难有创新性的作为。指向未来的中国社会制度的设计图样依赖于活跃和成熟的哲学论辩，尤其是关于人性的哲学理解。在这个意义上，杜先生以“仁”，来作为核心范畴构建儒家价值体系的尝试是非常有意义的。

最近中国哲学界的声音比较响亮，中国的哲学家们试图在全球思想体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李泽厚先生最近出版了《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他多年的努力是想建构“情本体”的哲学思想体系；而杜先生所主张的是“仁本体”的儒家哲学体系。这两者之间关系如何，值得深入讨论。

先秦儒家哲学曾成功影响了法国伏尔泰等西方启蒙思想家

罗卫东：今天杜先生的演讲是他多年来理论探索和实践的总结性陈词。他所谈到的价值哲学基本思路让我联想到苏格兰启蒙运动的道德哲学。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就是先秦儒家哲学和苏格兰启蒙哲学之间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问题关联。杜先生怎么看它和中国先秦思想家的关联？

杜维明：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被誉为“市场经济学之父”，但他的自我认同是道德哲学家。

最近，北大高研院协同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准备做一个大型的研究——以儒家精神为基础对现代西方的启蒙心态做出的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认识。这种交流对话在启蒙时代的西方已经有了，假如没有利玛窦当年把儒家的重要经典翻译成拉丁文，再通过拉丁文翻成法文、德文在西方各国流传，我想，西方的启蒙思潮绝不是现在历史记载所呈现的状态。启蒙运动最重要的大思想家伏尔泰，他对基督教神学做了批评，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如魁纳和狄德罗，都认同儒家思想，伏尔泰本人还写了小说《赵氏孤儿》。

亚当·斯密所写的《道德情操论》，其中的细致和全面在中国学术界至今无人能超越。但有趣的是，在西方哲学家中，康德却对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不太满意，从而发展出他自己的最有影响力的大哲学体系；但值得一提的是，尼采曾说康德是“从哥尼斯堡走来的伟大中国人”。我们正在美国做一项工作，研究当代最杰出的西方哲学家对启蒙传统的态度。当前不少西方有名的思想家都在反思启蒙思潮，不管从生态环保主义、女性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宗教多样性，还是现在的社群伦理。只有中国的学术界将西方启蒙心态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中国学者对科学、民主的绝对信赖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